用新殖民主义，或许不恰当。但“中国因素”一再成为马来西亚大选时的一个议题，警示这个“大国”别只偏听“朝贡”的好话。中国智库还真需要“移情”，从当地人的“内部视角”，好好去做“探描”，这“海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中国强调本身的主权，同样地，你的“海外”同样也在乎自己的“在地性“和‘自主性’。而中国，对马来西亚而言，肯定是一个强大而敏感的‘外来势力’。
参考一下西方学界的研究视角。老外怎样看世界？西方中心观，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是什么？要批判这一切，还得先客观的了解西方学术界对世界的看法及其研究视角的转变。
谈世界的发展，过去一，两百年来受到西方中心观的主导，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发展模式深信不疑，相对的，东方则是神秘，静态，停滞落后。从康德，黑格尔以来，东方与西方，是野蛮与文明的黑白二分脸谱。从19世纪维多利亚史观至1960年代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在欧美人的世界史中，非西方的历史被视为是一部欧洲扩张史，或殖民地史。
战后，这种西方人的乐观主义精神为美国承续，并以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李文森（Joseph R.Leverson）等强调所谓的冲击与回应，以及传统与现代化模式为主调的区域研究来探东方。他们认为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东方社会无甚活络生命力。言下之意，仿佛东方要等到西方人到来的冲击，才会有结构性改变的可能。
但这种非靠西方人不可的傲慢态度，其实在后来也被后马（后马克思主义者）严厉的批判。其中，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刺激。承此世界体系理论探视东方，突显的是核心和边陲之剥削与依赖关系，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非但没有对东方世界产生现代化的正面意义，反而更是加速了传统东方社会陷入剥削的边陲位置。所以这些所谓西方所带来的现代化，其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其实根本就是一种帝国主义，西方霸权的宰制，以让其牢控东方。
但，不论是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化模式，还是对其反动的世界体系帝国主义模式，仍都还是一种西方中心看世界的视角。他们都认为在历史变革过程中，西方是主动，非西方是被动的。
怎么办？非西方就真的那样窝囊？无所事事，无可奈何，无有作为吗？
要摆脱这种西方中心的思维框架，新史学的趋势又有主张从内部取向（内部方法）去探索非西方世界。以移情（empathy）的方式，进入研究对象的情境（context）中，从其内在的历史（历史来自“内”），去探视其自主的历史（自治）的活力及变革。
在这种研究视角的催使下，遂而有史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中国史研究上，则有风靡一时的中国中心观倡说。而在东南亚研究，美国人类学家也正视到东南亚复杂的社会文化层面，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印尼所从事的田野工作，通过对巴厘岛斗鸡文化等的人类学研究，创造了一种意义系统的文化分析法，强调深描和内部视角的研究取向，提出地方性知识，文化解释等重要理论。
吉尔兹的解释人类学研究理论范式全面影响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种在东南亚研究所取得的超越性学术成就，促成了人类学一直占据着美国东南亚研究的主导地位。一时间，强调超脱西方中心移情到研究对象的内部探视，深描挖掘其在地性和自主性，顿时成了学界研究的新潮和新宠。
所以说，即使是西方学界，你看到的是什么西方？谁又是西方？回来审视当今崛起的中国。中国自己已摆脱了西方中心，但中国又如何看待其海外？
放下大国的傲慢与偏见，懂得自省，懂得移情，才会有同理心去认真的看待他者。
用新殖民主义，或许不恰当。但中国因素一再成为马来西亚大选时的一个议题，警示这个大国别只偏听朝贡的好话。中国智库还真需要移情，从当地人的内部视角，好好去做探描，这海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中国强调本身的主权，同样地，你的海外同样也在乎自己的在地性和自主性。而中国，对马来西亚而言，肯定是一个强大而敏感的外来势力。
（原载《星洲日报／边缘评论》，作者：安焕然·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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