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香港的故事，不是谁先挑衅谁的问题。看到大马华人“中文”社群里分成两派，什么“慕洋犬”、“中华胶”的，骂来骂去，很是感慨。
其实早在1996年我刚写边缘评论时，就写了一篇〈分裂、统一与历史诠释权〉。虽然当时谈的是海峡两岸的问题。那时已叩问：
我常常在想，对那两岸的事，我们的华社为什么总是会那样的热衷“关心”着？是因为作为“海外”华人，基于民族文化的情感，对中国常有一份热切的关心？还是乐观的相信21世纪将是中国人（或华人）的世纪，以为这中华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大中国），在统一强盛后，对长期处居窘境边缘的“海外”华人有所助益？还是真心诚意要“反帝反美”？然而，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的事，不见我们去探讨；俄罗斯试图“平息”“镇压”车臣的事，又不见我们去关心？其中的道理，我实在搞不懂。若真是怀有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可否像首相马哈迪在1996年4月4日波斯尼亚教育援助基金移交仪式上，因过度激动而语音哽咽？有人说“那是一种感人的举措，每个马来西亚人都会受感动”。惟大马华人真会如此吗？
这篇文章，就收在我的新书《边缘评论：文化漫步》的第一篇。
什么“中华胶”？与其说他们是“中华胶”，不如说他们的“中华情结”太重吧！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接受华文教育，早年又参与左翼运动付出青春岁月的前辈，他们的心境，或许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而不是嘲讽。
对我来说，华裔马来西亚的真正左派，郭鹤龄是一号人物。但现在很多“说中”的“老左”，以我的理解，与其说他们是坚持反帝反殖反资的“左派”，不如说他们拥有更多的是强调民族主义的情怀和带有“救亡式”的集体主义的激情。
这传统，上承五四“新”精神、非白即黑的爱（中）国运动，后来却是“救亡”压倒“启蒙”，益了民族救亡的所谓“左”的政党的崛起和左的联盟。下续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性”影响，这一代人他们激情过、坐过牢，大马“中文语境”里“左”的激情，其实骨子里，可能很多更深的是“民族救亡”。
这种民族救亡的“自觉”，在中国或是大马“中文”华社里，都发挥过其凝聚团结自强的积极作用。但却亦困在这多少带有“集体主义”式的民族救亡之中，很难去了解台湾的民主化和香港人对“自由”早已习惯了的生活作息。只能简单二元对立的以日本奴化、英国殖民化去解读。而大马华社世代的撕裂，更是越来越大，完全失去了对话的交集。
然而，今天网络上有不少年轻人也是挺“大中华”的。这又是什么心态呢？我真的是莫名其妙了。
没有自身的文化根基，若傻傻跟着华裔政客说要去接受主流族群的文化和感受，那你等着同化吧！但如果在地华人没有意识应该要建立自己马华文化的主体性，凡事以“大中华”为依归，那根本就是一种“再中国化”，对在地者来说，那是危险的。
当代中国的崛起，网络中国软实力宣扬大中华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奏效，加上长期以来大马政客的操弄，族群意识的撕裂（而不是多元对话），种族关系各自的傲慢与偏见，1990年代提出的“文化马华”曾几何时，如今的“马华”很多时候竟被误认为就是“马华公会”，呜呼哀哉！
没有建立本身马华文化的主体性，“马华”必败。只好向往“中国好声音”，然后期待评审的转身，你战战兢兢告诉“大中华”的观众：我来自马来西亚。
小学华文教育，发音用词，北京语规范。从不想要去建立自己的一套华语规范。从那天开始，我就很担心了。
一个缺乏文化主体性的在地族群，注定是离地的。说什么“离散”，是讲好听的。
当马华文化就只等同于中国文化的时候，不管老左还是年轻人，你的“马”已脱缰。你还真的没本事“骑马”啦！难怪了。
（作者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原载《星洲日报》2019年6月23日“边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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