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艾格尼斯·凯斯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定价： ￥45 元
ISBN：9787108057891
开 本：32开 平装
页数：395页
2017-02-01 第1版
2017-02-01 第1次印刷
内容简介
该书讲述的是 “二战”期间一个家庭在日本集中营的三年半经历。1942年，日本占领婆罗洲。作者与丈夫以及他们仅1岁半的儿子乔治，一起被关进集中营。身为俘虏，作者依然用作家特有的敏锐目光观察自己、身边的俘虏以及那些复杂的日本人——既暴虐成性又温文尔雅。本书记录痛苦，却不渲染痛苦，观察人性，却不抨击个体，作者的笔触克制而动人。本书于1950年被好莱坞改编为同名电影（Three Came Home）。
本书附有“二战”期间的珍贵历史图片，以及由作者手绘的插图，简洁传神。
作者简介
艾格尼斯·凯斯（Agnes Keith, 1901–1982）：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出生后不久随家人迁居加州好莱坞。青年时期年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一度任职当时很具影响力的《旧金山观察家报》。1934年与大英帝国北婆罗洲林业长官亨利·凯斯(书中的哈里)结婚，隧随夫远行，旅居当时的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生活写作。其主要作品为其自传体三部曲：《风下之乡》（Land Below The Wind）,《万劫归来》（Three Came home）（好莱坞 1950 年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以及《重回婆罗洲》（White Man Returns），叙述了她所经历的“二战”前、“二战”期间以及其后在南洋的生活及感悟。
目 录
前 言 01
《时代周刊》的推荐序03
自 序 07
01.天赐儿子 15
02.黑暗时刻 49
03.特别保育院 67
04.疟疾 95
05.新年快乐 115
06.被囚禁的修女 127
07.活下去 153
08.打消傲慢 183
09.心照不宣 20
10.关押中的孩子 227
11.敌人 243
12.忍耐 265
13.最后的喘息 295
14.敌人坠落 319
15.老妇 337
16. 1945年9月11日 347
17.回家的路 361
18.三口之家 379
前 言
在我们被囚禁在巴哈拉岛后的一天，一位干净整洁、十分具有军人风范的小个子男人来到巴哈拉破败的码头。我们被告知，这是须贺少校，婆罗洲所有战俘和平民犯人的日军总指挥官。
我们在正午集合，站在大太阳下等候了2个小时。其间，妇女中有晕倒的，也有发生歇斯底里状况的，孩子们哭，男人们无精打采。随后，须贺抵达营地并发表讲演，他说：“要努力让自己快乐和满足，维持士气，保持健康。我为你们感到遗憾。你们今后必须学会在纪律和约束之下生活。你们将很有可能被转移到沙捞越的古晋，那是我的总部所在地。那里的犯人们非常快乐。记住，这将是一次持久的战争，因此，做好准备听从安排吧。不要抱怨，好好表现，服从命令，保持士气，保重自己。祝你们快乐。”
讲演后，两个营里派出代表与他单独会谈。代表们向他表达了对生活条件的不满，须贺少校说：“就‘昃’样啊？（原文：“Is zat so?”应为“Is that so?”调侃日本人讲英语的口音，这是作者标志性的幽默笔风。——译注 ）看来，你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日本人普遍认为我们对生活缺乏耐力。接着他继续说：“就‘昃’样啊？好吧，你们会学会的！”
他命令我去卫兵室单独会谈。深知自己犯下的众多过错，我恐怕自己将要面临处罚，因此带上乔治，以增添一丝母婴气氛，并且乔治也想要跟着来。我猜，即便不遭遇暴力，起码也会十分严厉。然而须贺以礼相待，这在我经历过的日军军官中是前所未有的。
他在说话，我则饶有兴味地研究他。他身材精干，这是我们对日本人的普遍印象，可他的体型既无棱角，又不肥胖。长着圆圆的头和蛋形的脸，与通常盎格鲁－撒克逊人长方的头形形成强烈的反差。前额很低，一丝皱纹也没有，嘴唇线条明显，略有些厚。头发又黑又硬，蓄着典型的军人胡须。当他谈到一些抽象的事物时，棕色的眼睛显得愉快而诚实，可一谈及战争，眼睛又变得闪烁而冰冷。通过观察他的眼睛，我懂得了，哪些话题应该避免。
他告诉我说，他读过我的书，《风下之乡》日文版，而且他很喜欢，想向我要一本西方出版的英文原版。我说，他的战士从我家里都抢走了。他说：“‘昃’样啊？那我去找我的士兵要吧。”
他又告诉我，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并且问我，为什么美国人对日本人有偏见。我说，因为廉价日本劳动力抢走了我们的工作，这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偏见。可他认为，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说：“他们排斥我们，也许是因为劳动力；但他们歧视我们，却仅仅因为我们是日本人。这你心里肯定清楚。”
我当然清楚。可我只能回答说，我个人没有这样的偏见，而且战前我拥有真正的日本朋友，开战后，是他们疏远了我，而不是我排斥了他们。
我又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战时都被国家宣传机构训练来恨敌人，否则我们不愿意杀敌，那就只能被杀。因此，他和我都在这样的宣传下，被教育得恨对方。也许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再相见时，可以像人类本来应该的那样相处。
他问我：“你会将这里的生活也写成一本书吗？”
我说：“我怎么能呢？你们把我的纸和笔都收走了。”
“哦，是吗？我还给你。你应该为我写一本书，由我来审查。”
“营里的活很苦很重，我没有多余的体力写作，也没有空余的时间。”
“可一个人最忙的时候，往往是写作的最佳时机。很多事情发生，有好有坏，这样你会产生很多想法，有好有坏。这不就是最好的写作时机吗？对，我认为你应该考虑在这里写一本书。你有一天会写出一本，给我写的。”
后来我们迁到古晋，在那里我频繁地见到须贺，这时他已经是须贺上校了。每次见面，他都会把我为他写作这个话题提起来，喋喋不休地让我写。
我一再告诉他，这不可能，我太累，也没有纸和笔。于是他保证会让它变成可能，因此他减轻了我的劳动量，给我提供用于写作的材料，以便我为他写，他来审查。
他总是强调他要审查这个事实；他也一再质疑，我是否私下在为自己写。
一天下午，他将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书，那是前田先生从我山打根家里拿走又被他从前田手里拿来的。他翻开书的前言，那里有一段关于狮子和绵羊的故事，让我解释给他听。随后他要求我将那本书送给他，具体要求就是在那里写上他的名字，并在扉页上画一幅画。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哈里的墨水笔，递给我，让我画。
艺术工作完成之后，长官才拿出菠萝、饼干，以及特别甜的咖啡来招待我们。这时他透露了最后的消息。
“你要写一本‘一个拘押犯人的思想和生活’，利用你的业余时间为我写。这是我的愿望，不用争论了。”他说。
我还是回答他，我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可以用来写字的用具，也没有任何想法。大概有几分钟，交流的口气还维持在友好的气氛之中，随后他就变成了须贺上校，婆罗洲战俘和平民拘押犯总指挥。
“这是我的命令，你必须服从，”他说，“我下令。我给你所有写作需要的东西。另外，如果有必要，我会将你从营地劳动中解脱出来。不要再说了，这是命令。”
我说：“如果您命令我写，我一定会写。但您不能指挥我怎么写。”
“行了，行了，好，好，好！”
然后他给了我笔、墨水、铅笔，还有纸，同时下令办公室将我的打字机还给我，这才叫我走。
那天晚上我很难入睡。不知道他会用我写的东西去做什么。我害怕我的文字将对我不利，不是这一方就是另一方。而且我也知道，营里的活需要我，我们一向劳动力不够，但我绝无可能一边干活，一边给须贺提供文字。最后，经验告诉我，这由不得我来做选择。
第二天，命令下达到我们牢头那里，遵照须贺的指示，将我从营地工作的劳力名单中去掉。日军办公室将向营地基金每月支付三块钱作为我的工资，我也将继续作为替补劳动力，在有人生病时顶替。
于是我开始为须贺上校写作，我将它命名为《囚禁》a。我当然据实记录，却并没有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上去。有太多太多，为了我和营里其他人的安全和利益，我不能写；也有太多太多，我不敢写下来让须贺知道。他不时地显露出强烈的东方式统治意识。
但是他也容忍了很多很多我本来以为他根本不能容忍的内容。我一遍又一遍地抱怨我们所遭受的冤屈和虐待，我持续地呼吁好一点的食品和轻一点的劳动。我说，我相信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麻烦，都是因为误会而产生，因此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两个种族的人之间会有更多的容忍和关爱。我说，我相信须贺为妇女营尽了力，善待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那么，能再给我们一些吃的吗？这些故事，我都断断续续地提交给了他。
但是囚禁期间，我还写下了别的故事。
这些“别的故事”，我用可能的最小字体手写下来，在标签背面，在包烟草的印着中文的纸上，在旧报纸边缘……甚至，有可能时，也在须贺上校给我提供的纸上。我把这些纸塞进乔治的玩具，缝进乔治的褥子，藏进他的枕头，还把它们放到罐子里，埋在营房的地下。
日本士兵频繁地搜查我的日用品，把我的箱子翻得底朝天，不认识英文的士兵，会倒着读我写着字的纸片。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所有写着字或印着字的东西：文件、护照、婚礼誓言、存折— 一切，唯独没有失去我的日记。
基于那些日记，我组成了这个真实的囚禁故事。这不是我在须贺命令下写的那个故事，它是我的故事。
艾格尼斯·凯斯
拓展阅读：大马文艺：《风下之乡》（婆罗洲自传三部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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