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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和海外华人研究有关的好书，其中第五章是与新马地区有关
内容简介
本书在与以往国际移民及跨国主义理论对话的基础上，运用跨国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将华人移民的跨国实践纳入“社会地位补偿”的分析框架中来理解。移民的跨国实践不仅与个人出国前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还与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境遇有着密切关系，并同时受到侨乡地方政府、地方社会以及海外离散社会等中观因素的影响。在当代相对变动的世界体系之下，遵循不同迁移路径、来自不同祖籍地及流向不同移居地的华人移民试图通过丰富多元的跨国实践来重构社会身份与协商所属社会阶层，并以此来抵抗现有世界体系给个体所带来的原子化与边缘感。
作者简介
黎相宜，女，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研究、华侨华人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研究（主攻新加坡、泰国等）。曾获第三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以及省部级人文社科基金多项，出版专著一项，在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论文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多篇专报曾受到中央及省级部门的批示。
序 一
王 宁
全球化是当代改变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国际移民。相应地，国际移民也就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话题。其中，社会学者也对国际移民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以往社会学界对于国际移民的研究，要么侧重移民在移出地的状况研究（包括移民动机研究和移民对移出地的后果研究，如移民汇款研究、移民对家乡的捐款研究等）；要么侧重移民在移入地的状况研究（包括社会适应研究、社会融合研究等）。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研究成本太大，二是因为研究问题难以集中。但黎相宜的博士论文，不但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了，而且结合得很好。她的这一研究，是国际移民社会学研究中难得的出色成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她的博士论文获得2014年度“余天休优秀社会学博士论文奖”（社会学界博士论文的最高荣誉）。眼前的著作，就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完善而成的。我在此谨向她表示祝贺！
黎相宜博士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一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首先在于她的敬业和学术热忱。一般的博士生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往往只选择一个田野点做研究。她则先后到三个田野点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包括江门（广东）、福州长乐（福建）和海南。不但如此，当她意识到需要了解移民到了国际移民目的地以后的状况以后，她不辞辛苦，远赴美国，到华人聚集的唐人街进行田野调查。这使得她的田野调查资料不但覆盖了移民在移出地的状况，而且也包括移民在移入地的状况，从而使得她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呈现出国际移民的完整图画。就其研究工作量来说，她的博士论文所耗费的田野工作量，不是一般博士论文可以比拟的。没有对学术的执着、热爱和坚持，是很难取得这样的杰出成就的。
所幸，她的辛苦投入带来了回报。在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几篇文章，先后发表于《社会学研究》和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而她对于国际移民的消费社会学研究，成为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一个新领域和新课题。而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但以其观点的新颖性在国内外学术界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她把归侨的捐款研究放在跨国主义实践视野下加以分析，从华侨在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对比情形中分析归侨的捐款行为，并用“地位补偿”的理论范式来概括这一行为。这一观点是重要的学术创新。她还分别探讨了传统道义型跨国实践、多元交换型跨国实践与衰落型跨国实践三种类型，并分析社会地位补偿对于跨国模式与发展趋势的影响。她还进一步揭示了华侨的“社会地位的季节性表达”的特征。
黎相宜博士的另外一个幸运，是得到国际知名的移民研究的大家周敏教授的指导。在读博期间，黎相宜提出要研究移民问题。我是这一领域的外行，但我同意她做这一方向的研究，因为当时周敏教授正在我们系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我便顺理成章地邀请周敏教授来共同指导黎相宜的博士论文研究。周敏教授的加盟，弥补了我在移民研究领域的外行所造成的指导能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当黎相宜到美国做田野调查时，周敏教授也给予她热心的帮助和指导。
黎相宜博士所取得的这些学术成就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她已经在学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还需要继续努力。我相信，她会在学术领域大有所为的。期待她今后有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学术产出。
2018年6月6日于中山大学南校园
序 二
周 敏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日益激烈地冲击着民族国家边界。国际移民潮的流向也呈现多元化，既有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流动的传统模式，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的新模式，甚至还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模式。双向的跨国流动也日趋显著和频繁。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的国际移民理论出现了明显转向，主要的标志是由以单一民族国家和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为移居地为分析框架的古典国际移民理论过渡到移民跨国主义理论。跨国迁移不只是移民个体的身体移动以及由此发生的空间位置变化的过程，可能还涉及到种族、阶层、性别等社会因素的重构。传统国际移民理论更强调移民在物理空间以及社会文化心理上的“连根拔起”，假定了移民在跨越地理空间的同时也跨越了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社会文化边界。而“跨国主义”命题则看到了个体在结构限制下的能动性，更强调这些移民以跨国的方式不断建构着有关特定族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寻觅着在不同跨国空间下的社会定位。
本书作者黎相宜正是在上述国际移民及跨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其研究的。以往的海外华人研究只是将祖籍国的中国作为移民融入移居国的一个信息背景，而中国的侨乡研究则往往忽略了移居国之间的差异而侧重在移民对于祖籍国家乡的投入与参与上。这两种的方法并不能够成功地将移民的祖籍国以及移居国两地的背景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场域来分析。黎相宜则为了超越简单地从移居国或祖籍国一方的情境研究移民，她采用跨国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将其研究对象——华人移民放置在跨国社会场域的所有地点来研究。在几年的时间里，黎相宜不辞劳苦，持续奔波于广东、福建以及海南侨乡，对源自这些不同家乡的国际移民及其祖籍地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她还来到美国跟随我进行学习和调研。在美国的短短半年期间，她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旁听了我和我的同事教授的“亚裔移民及其第二代”、“美国亚裔研究”、“美国国际移民研究”等课程并作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梳理。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对上述亚裔和华裔移民群体的族裔聚居区、社团组织以及生活情况进行了详细与深入的个人访谈和实地观察。她在国内外的田野调查期间，充分表现出了刻苦、认真和执着的专业精神以及扎实、严谨、细致的思考和分析综合能力。此书正是她多年研究与积累的成果表现。
在本书中，黎相宜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社会地位补偿”的范式，运用跨国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分别从江门、福州及海南地区抽取坎镇、官镇及文镇三个侨乡以及由此移出的国际移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与分析了在变动世界体系之下，这些国际移民是如何主动地重构社会身份与协商所属社会阶层，并以其丰富多元的跨国实践来抵抗现有世界体系给他们个人所带来的原子化与边缘化。本书主要探讨下述几个中心研究问题：国际移民为什么会产生社会地位补偿的需求？他们的社会地位补偿需求由谁来满足？社会地位补偿机制如何影响移民的跨国实践？什么样的跨国实践最能实现社会地位补偿？作者首先指出移民之所以产生社会地位补偿的需求是与移民不仅与移民个体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关，还与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坎镇、官镇及文镇移民在迁移前的社会地位基本相似，以社会经济背景低下的非熟练劳动力为主。坎镇和官镇移民主要流向北美发达国家。坎镇移民分布美国和加拿大各大城市，而官镇移民较为集中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地区。相比之下，文镇移民则大多迁移至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祖籍国与移居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阶序存在着位差，这三个移民群体在迁移过程经历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变动（脱位、失位与复位），因而当他们返乡实现“跨国阶级划界”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坎镇与官镇移民通过跨国实践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文镇移民却无法在侨乡实现社会地位补偿。另外，由于受到移民在移居地的平均收入与祖籍地的平均收入的比率的影响，这三个移民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地位落差与社会地位补偿成本也呈现较大差异。其次，社会地位补偿之所以可能还与其供给情况有关。坎镇、官镇地方政府出于获取经济利益与政治支持的二元需求，积极为移民提供社会地位补偿；而文镇海外乡亲远不能满足文镇地方政府的经济和政治需求，地方政府对移民的态度冷淡,也进一步抑制了文镇移民进行跨国实践的热情。同时，坎镇地方社会的跨国宗族网络源源不断地为回乡移民提供声誉补偿。官镇地方性网络的密度与强度比坎镇更高，因而对于移民跨国实践的制约更强。文镇的地方组织与网络则较为松散，难以发挥补偿功能。此外，由于迁移历史及移居国政策的差异，三个移民群体的海外离散社会在密度及规模均上呈现差异。坎镇与官镇移民的族裔聚居区及社团基本还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区与组织形态，其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密度高，与祖籍地联系较多，更易于提供社会地位补偿；而文镇移民的海外离散社会基本实现了“在地化”，其族裔社区与社团组织的网络松散且与家乡联系较少，难以形成促进跨国实践的积极因素。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传统道义型跨国实践、多元交换型跨国实践与衰落型跨国实践三种类型。其中坎镇移民由于在迁移过程中面临声誉地位下降，他们较看重声誉补偿，由此形成了以社会文化馈赠为主的传统道义型跨国实践。官镇移民则在迁移过程中面临声望、经济地位甚至是政治地位的同时下降，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补偿类型较为多元，形成了包括社会文化馈赠、经济投资、跨国政治实践在内的多元交换型跨国实践。文镇移民则由于实现了社会阶级复位，其补偿需求与供给大量下降，其跨国实践出现衰落趋势。
本书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诠释对于推进国际移民理论以及跨国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我认为本书的价值不仅限于此。黎相宜试图通过对国际移民及其跨国实践的研究，对原有的知识框架和传统的理论预设进行了反思与修正。“社会地位”历来是社会学的经典话题。传统的地位理论预设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空间，假定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发生在一个相对同质与静态的社会系统里。作为全球化的产物，跨国实践已经成为国际移民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传统移民社会学理论的深刻反思。本书跳脱单一民族国家（祖籍地或移居地）框架的束搏来分析动态的迁移个体的多重位置与身份形塑。由于跨国迁移带来大量的机遇和挑战，移民可以不再遵循“生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的模式，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祖籍国与移居国的边缘性杠杆作用，在两个社会和文化中持续利用由二元生活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机会，充分实现 “社会地位的季节性表达”。跨国实践作为迁移个体应对世界体系的微观实践，通过跨国空间将消费价值剩余转移的方式，使国际移民在家乡实现了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而这种“消费反哺”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在生产领域跨国流动给祖籍国与移居国带来的资源不平等分配的冲击，也为移民输出地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与动力，使其有机会走进世界体系的中心，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也改变了国际移民社会流动的客观条件和机制。
本书主要是比较了来自不同祖籍地与移居地的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华人移民的跨国实践，其社会地位补偿机制解释只是研究移民跨国实践的其中一个新方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移民的跨国实践模式和类型。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移民也积极地参与跨国实践。那么本书所阐释的社会地位补偿机制是否能够运用于解释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移民的跨国实践呢？这些问题则有待更深入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讨。
2018年4月7日
美国洛杉矶
致谢
本书稿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而来的。为此，我要首先感谢指导我博士论文的两位导师——王宁教授和周敏教授。这两位导师在治学路径、处事风格上各有千秋、相得益彰，让我的博士学习生涯获益良多。
从本科、硕士一直到博士阶段，王老师见证着我从一个门外汉成长为年轻学者。可以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我都深深受到了王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此书还有一些“意思”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自王老师的无私贡献。王老师不仅在理论思路、研究方法上给予我大量的思想火花，还在田野调查上极尽所能地帮助我。当时我苦于无法进入福州进行调查时，王老师积极让师母联系在福州的亲人的帮忙，让我成功进入福州田野，并顺利完成了调查。在这里，我还要再次感谢师母林滨老师对我的无私帮助。王老师几乎从来都不苛责学生，而多以鼓励与引导为主。在我将充斥着经验材料而几乎毫无理论分析的初稿交给王老师之后，王老师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学术研究是建立在理性而不是感性的基础上的”。随后，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论提升。虽然直到现在此书然没有完全符合要求，但我希望能够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践行王老师的学术追求，不断求索。
如果说王宁老师是我学术路上第一个恩人，那么周敏老师则是我另外一个恩人。我与周老师第一次认识是在2006年，2010年她开始正式指导我博士论文后，周老师根据多年丰富的国际移民研究的经验，建议做东南亚和北美的比较研究，并提出最好能进行海外华人社会的田野调查，这样可以弥补国内以侨乡为主研究的缺憾。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外的田野调查与学习经历不仅丰富了我对于海外华人移民及其社区的了解，还使我接触到了最前沿的国际移民理论。周老师的学术逻辑思维严谨细密，每当我在论证上出现循环论证、因果倒置时，周老师总能在第一时间帮我理顺思路。周老师对于文字的内容与格式都要求颇为严格，有时她甚至会帮我改动行文与文献格式，至今想来仍十分惭愧，但也真正让我感悟学术的艰深博大，并树立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另外，周老师是一个对于生活充满无限热情的学术人，在与她相处的时光里，我无时不刻感受到她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学术的热忱、对于人的热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位恩师的学术与做人让我高山仰止，也是我学术人生路上永远的楷模。
此外，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田野调查以及田野中认识到的所有朋友。田野调查不仅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让我成长，这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走进了那些移民们的内心。他们带给我的远远不只是田野调查的资料，还有对于穿越国界生活的感悟。他们在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均等的剥离中，勇敢地克服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给自身带来的边缘感，不断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以此来积极寻求生活意义与自身主体性的重新界定。这给从来不愿改变现状的我所带来了的震撼与感动是无以言表的。每当我调查难以进行、书稿无法继续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们，是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让我得以坚持到现在。太多的感谢，太多的难忘，请恕我在这里不能够将所有朋友一一列出姓名。
我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专业就读九年，社会学系诸位博学多才的老师们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对学术的认知，启发着我对学术的追求。蔡禾老师的学术造诣和为人风范一直以来都让我敬佩不已。他提醒我社会地位补偿的实现是有其范围的，比如说应该是在一个“共同体”的范围内，促使我在后期修改中补充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丘海雄老师在博士论文开题中提醒我在划分移民类型上要格外谨慎小心，至今想来无不受益。刘林平老师在开题时就提醒我不能忽略移民回乡的求利动机，在博士论文正式答辩中他以非常犀利和审慎的眼光提醒我注意被我忽略的文献，并指出我应该注意恰当的学术语言表述和注意故事叙述的完整性。黎熙元老师则指出我应当在文章结尾说明我的理论解释与以往情感性的解释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并注意到华人移民特有的族裔性与族裔认同的因素。李若建老师则提醒我应该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比如费老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对移民道义传统形成的影响。另外，还要感谢梁玉成老师、李伟民老师、万向东老师、任焰老师、张永宏老师、梁宏老师、王进老师、李文波老师、谭兵老师、黄少宽老师、贺立平老师、阎志强老师、王兴周老师。这些老师不仅研究方向各不相同，而且在传授方式、表达逻辑以及治学风格上也迥然不同，为我的学术启蒙奠定了了良好的基础。
写到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央民族大学麻国庆教授、中大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与段颖老师以及历史系的刘志伟教授。麻老师是汉人社会结构、华南农村、少数民族、日本社会等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对于“作为方法的华南”以及“中心与周边”的理念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思考华南侨乡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的意义。而且他还多次对本研究提出了宝贵意见。周大鸣老师在几次会议上都对我的研究给了很好的建议。段老师是研究东南亚海外华人社会、全球化与跨国主义的年轻俊杰，他对本书的跨国主义理论与文献的梳理上给予了不少好的建议。刘志伟老师在我选题初期曾建议我应考虑将侨乡研究传统乡土情感的旧模式纳入到“国际移民”这一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的宏观范式中，探讨移民个人或家庭的社会流动以及对祖籍国或居住国的社会发展的影响，至今想来仍十分具有启发性。
我还要感谢海内外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各位前辈，他们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波特斯（Portes）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戈德（Gold）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梁在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刘宏教授、厦门大学的李明欢教授、香港大学的钱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春光教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主编张秀明老师、中山大学的滨下武志教授、袁丁教授、范若兰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省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其荣教授、五邑大学的张国雄教授、刘进教授、石坚平教授。他们渊博的学识与对于问题的独到见解都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启发，激发了我对于国际移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热情，而且他们还很大程度上包容了我不太成熟的想法，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给予了不少的帮助。其中，李明欢老师无论在理论框架以及叙述逻辑上均给予了非常好的建议。她提出应该加强历史比较维度，应从历史发展、代际更替的角度对三个群体进行比较。另外，她还指出文中概念多且杂，应给予清晰的界定与厘清，这些建议极具建设性。此外，在修改书稿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诸位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优秀年轻学人的帮助，比如中山大学费晟博士、五邑大学姚婷博士、福州大学林胜博士与陈凤兰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陈肖英博士等。
感谢我的诸位同门，让我能够在一个有理想、有活力的群体中研究。伍庆、刘飞、张杨波、林晓珊师兄、彭丹师姐田野调查以及方法论的把握上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陈丽坤、陈胜、黄晓星师兄以及彭杰、王雨磊、严霞、游伟荪、孟振琴、曹雪妹、郑姝莉等师弟师妹都曾在内部研讨会上给了我不同的启发和丰富的意见，在此一并感谢！此外，还要感谢诸多同辈们，比如贺霞旭、汪建华、何海狮、徐盈艳、李敢、陆淑珍、邓静函、邓文等。在此恕不能一一列举。
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父母。尽管我知道父母的圈子中有太多优秀的例子，但他们从来不说“你看人家的孩子多么优秀”。无论是小时候老师的各种告状，还是在历次大考中我所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与挫败感，父母传达给我的永远是“坚持”，也是这个信念一直伴随我走到今天。此外，父母帮我大量分担带孩子的责任，给我腾出更多时间用于完善书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想感谢我的先生陈杰和我的女儿。我在国内的三个田野点，先生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调查，并与我交流很多田野调查的技巧与经验。书稿成型后，他是第一个最苛刻的读者，时刻敦促着我修改和完善初稿。女儿出生后，我仍有很多时间用于科研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带上女儿一起进行田野调查。但是女儿总是很理解地说：“妈妈去工作，宝宝会乖乖的。”有太多的感谢而无法言之于口，只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共同努力。
最后谨以此书来纪念那些值得纪念的人和事。不仅结束于此。
2018年5月10日于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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