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寒冷的季节因你的关注而变得温暖
摘 要
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一类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本文运用新加坡应和会馆、应新学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丹容巴葛福德祠等华人会馆、华校、庙宇组织等社团保留下来的从1906延续至1953年的各类账本账册，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历史档案，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社会时空的脉络下，透过对应新学校财务收支运作的具体与细致的研究，考察二战前应新学校的基本状况及特点、讨论这一时期应新学校在办学上的社群化、财务运作制度化与经费来源多元化的三个基本特征。本文的个案研究，显示华人社团账本对于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账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经济史的新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包括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结构、会馆办学、华文教育等领域在内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角。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新加坡应新学校、 财务运作
一、 前言
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华人社会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因为这些文献为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尤其是从内部考察华人社会发展与演化的学者，提供了华人社会记录自己历史的第一手文本资料。东南亚华人社会文献涉及诸多类别，其中包括各类华人社团保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在东南亚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作为华人移民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人社团承担了部分政府功能，不仅是维持那一时代华人社会运作的基本组织架构，亦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华人社团文献非常珍贵且深具学术价值。
东南亚华人社团文献在形态上大致可分成基本的两大类。一类以“文字”记录，主要有会馆、宗亲会等各类社团的碑铭、会议记录、章程、名册等。另一类以“数字”记载，主要是账本账册。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一类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在记录内容与方式上与文字类文献有很大差异。文字类的“碑铭”镌刻了华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会议记录”记载了华人社团每年、每月或数月一次举行的董事会、理监事会、“同人大会”等各类会议的内容。而华人社团账本则是以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的方式，透过账本所属社团对其管理运作中所有往来账目系统、细致的登录，真实、具体且不间断地保留了账本所涉及年代华人社会内部的社群关系、认同形态、管理系统、运作方式、华人社会与殖民地政府、与祖籍地及祖籍国中国的关系等的记录。换言之，账本是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它不仅为研究者提供可与碑铭、会议记录等互为映证的文献，亦因其记录的内容与方式具有真实、具体、细致、全面、连续等特点而能够给予研究者以新资料与考察视角。然而，由于保留下来的华人社团账本非常稀少导致收集及其不易，以及华人社团账本在阅读与整理上的难度等因素，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对这类数字文献的关注与研究几乎是空白。
本文是一项以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为基本文献的研究尝试。本文所考察的个案是新加坡应新学校。应新学校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嘉应五属”移民社群的总机构应和会馆创办于1905年。这是一所是由华人会馆主办、且经英殖民政府正式注册的现代华校。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现代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新学校自1905年开办以来，在应和会馆的管理之下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演化，终因新加坡建国后社会与教育制度的改变而在1969年被迫停办。
（应新学校：图片来自网络）
有鉴于应新学校的兴办开创了新加坡现代华文教育之先河，对该校的研究向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几乎所有关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论著中都会涉及或提到这所华文学校。尽管如此，由于缺乏来自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内部的档案记录，现有的研究所运用的资料主要是第二手的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编撰的纪念特刊、以及华文报刊如《叻报》等的零星报道，致使相关的研究至今仍基本停留在概述性的层面。
笔者在多年的新加坡田野研究中，收集到一批二战前新加坡各类华人社团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近二百部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的章程、议案簿、账本等。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账本始于民国十七年（1928），并一直延续到1965年新加坡建国之后，有数十册之多。应和会馆的账本则始于民国七年（1918），到新加坡建国前共计有一百多册。其中从民国七年至二战后初期的各类账本有近六十册。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账本，具体记录了会馆数十年中支出应新学校的各类款项，以及其他与应新学校财务运作相关的账目。除了应新学校和应和会馆的账本，作为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广、客两移民帮群总机构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与“嘉应五属”同属客帮的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丰永大”公会等社团组织，在其保留下来的账本中，也涉及与应新学校运作经费相关的记录。
上述账本基本传承中国传统会计的记账方式。账本的“码”是传统中国的“商码”，且以毛笔“由上而下”、“从右往左”书写账目。账目的登录，亦为传统中国“天地账”的格式。账册的每一面分成“上、下两阙”，“上阕”为“天”，登录社团收入的账目。“下阕”为“地”，登录社团开支的款项。收集到的账本账册种类繁多，既有“日清簿”、“草记簿”、“草清簿”、亦有“进支月结簿”、“月清簿”、“逐月结册簿”、还有“往来总簿”、“杂费总簿”、“大总簿”、“总清簿”等等不同形态，十分复杂。
本文主要以上述账册为基本文献，并结合议案簿、章程等其他历史档案，一方面，透过对这些账册细致的分类、整理与解读，在二战前新加坡社会的时空环境下，具体考察二战前新加坡应新学校的财务收支运作，进而从经济层面为移民时代东南亚华校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另一方面，笔者期待该项个案研究，有助于学界了解数字类的华人社团账本，如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重要功能。
二、账本中所见应新学校的财务收入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靠自己的力量兴办华校，因而筹集办学经费为头等重要之事。作为由会馆创设的华校，主管应新学校、由应和会馆设立的校董会在其《本校校董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本校经费来源为津贴、学费、店租及各种捐款与庙宇分款等方面。
1、会馆津贴
根据校董会章程，“本校每月经常费由应和会馆酌拨款项津贴”。从保留下来的各类账本账目的内容看，应和会馆主要以两种方式津贴应新学校。其一为不定期地为学校缴纳包括水费、电火费、地税等各种费用，以及为学校设备的建造与修缮提供经费。以应和会馆保留下来的最早账册《应和会馆戊午年立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为例，从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年，应和会馆为学校缴纳的各项费用的账目有数十条之多，其内容包括学校的“水饷”、“火饷”、“电费”、“马打薪金”、殖民政府工部局征收的各种税款等。此外，会馆还出资为学校进行“整堂屋”、“建浴房”、“扫灰水”、“改建厕所”等项。
应和会馆另一种提供经费的方式是定期拨款“津贴”应新学校。保留下来的所有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的账本，几乎都设有划拨经费资助学校办学的“津贴”条。在应和会馆账本中，“津贴”条通常列在账本的“支出项”内，而在应新学校账册中，“津贴”条则列在“收入项”下。以下是笔者根据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账本中“津贴”条的数据而整理的一份表格。
表一、应和会馆津贴应新学校、分校、夜校等费用一览表（1918-1945）
年代
津贴对象
每月金额（元）
全年金额（元）
文献来源
1918
应新学校
100
1200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
1919
应新学校
150
1800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
1920
应新学校
150
1800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
1921
应新学校
220
2640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
1923
应新学校、夜校、分校
应新学校250、分校30 、夜校50
3960
民国十二年应和馆“总清簿”二十三条：“津贴”条
1925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250，
分校30
3360
民国十四年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条
1926
应新学校
280
3360
民国十五年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条
1927
应新学校
280
3360
民国十六年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条
1928
应新学校
280
3360
民国十七年应和会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条
1929
应新学校
280
3360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1929-1935）》、应和馆民国十八年“月结册簿”：“津贴条”、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部：民国十八年全年进支数目报告：津贴条”
1930
应新学校
280
3360
民国十九年应和会馆《总清簿》“支出项：津贴条”
1931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175、
分校20
2350
民国二十年辛未岁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应校和分校”条
1932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175，分校20
2350
民国二十一年岁立应和会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条
1933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分校10
1080
民国二十二年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条
1934
应新学校 分校
应新学校80，分校10
1080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1929-1935）》“癸酉全年进支总结：“支出项.津贴应校、津贴分校”条
1935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
应新分校10
1080
民国二十四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项：津贴”条
1936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
应新分校10
1080
民国二十五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项：津贴”条
1937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
应新学校10
1080
民国二十六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项：津贴”条
1938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
应新学校10
1080
民国二十七年应新学校立《杂费总簿》”：“收入项：津贴”条
1939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
应新分校20
1200
民国二十八年应新学校“杂费总簿”：“收入项：津贴”条
1940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
分校每月20
1200
民国二十九年应新学校“杂费总簿”：“收入项：津贴”条
1941
应新学校、
分校
应新学校80，
分校10
960
民国三十年应新学校立“杂费总簿”：“收入项：津贴”条
1942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从1月到6月，每月80、
应新分校：从1月到6月，每月20元、
600
应和馆民国三十一年立“杂费总簿”：“收入项：津贴”条
1943
应新学校
从7月到12月，每月80元、
480
应和馆民国三十二年立“杂费总簿”：“支出项：津贴：应新学校”条
1944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分校20元
1200
应和馆民国三十三年立“杂费总簿”：“支出项：津贴：应新学校”条
1945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80、（仅支出三个月）、分校20、（仅支出三个月）
300
应和馆民国三十四年立“杂费与来往总簿”：“支出项：津贴：应新学校”条
为了更好了解会馆津贴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来源中所占的比重，以下是笔者根据各类账本提供的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后开列的一份表格。
表二、 应和会馆津贴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
（1928-1943）
年份
会馆津贴（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
1928
3360
8755.96
38%
1929
3360
11872.21
28%
1930
3360
8511.11
39%
1931
2350
6661
35%
1932
2350
6430.56
37%
1933
1080
5305.05
20%
1934
1080
5823.80
19%
1935
1080
6137.3
18%
1936
1080
5861.20
18%
1937
1080
7538．71
14%
1938
1080
8125
13%
1939
1200
7916.68
15%
1940
1200
8018．2
15%
1941
960
7747.78
12%
1942
600
1496.37
40%
1943
480
4286
11%
上述的两份表格，显示会馆津贴的一些特点：
其一、根据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各类账本的账目，从民国七年（1918）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的近三十年中，应和会馆不间断地每月津贴嘉应五属社群兴办的应新学校、分校及夜校。
其二、在这近三十年中，会馆每年津贴学校的经费数额并非一成不变。以主要的津贴对象应新学校来看，上表中的数据显示，从1923年到1931年的九年中，会馆每月津贴的数额均在280元。1932年减少至每月175元。而从1933到1945年，会馆每月津贴学校的经费降至80元。而在会馆津贴占学校年总收入比重表中，也可看出这样的趋势。从1918年到1932年，会馆津贴约占学校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而在1933到1943年的十年中，该比重已经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会馆每月津贴学校的数额与在学校年总收入中的比重之所以有变化，从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议案簿内容看，这与会馆自身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与移民时代东南亚的大多数华人社团一样，作为民间的应和会馆拥有自己的产业即“馆产”，用以支撑与维持诸如办应新学校、分校、夜校、建嘉应医院、设“五属义山”等各项公共事务之运作。而“馆产”的运作，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等因素。诸如社会动乱、战争、自然灾害都会直接影响会馆产业经营的效益，进而影响会馆资助学校的经济能力。例如，根据议案簿的记载，从1923年到1931年的九年里，会馆每月拨款280元津贴应新学校，加上水费、电费等的支付，会馆资助学校的运作经费均在数百元。然而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导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经济陷入大萧条，这直接影响会馆的产业收入。1932年会馆计划将该年津贴学校的经费减少至每月150元，这将影响应新学校的正常经费开支。经过学校董事会以“应新学校作为吾属子弟之教育机关，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为由据理力争，会馆最后决定1932年每月津贴应新学校的金额由150元增加到175元，分校则为20元。然而，从1933年直至二战结束的1945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和战争对新加坡社会经济的破坏，造成会馆产业经营的持续不景气，致使会馆资助学校的经费再也无法恢复到1931年以前的280元，而是较少到80元。与此同时，会馆津贴在学校年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大幅下降。
2、学费
根据校董事会章程规定，“本校每月所征收之学生费”为学校经费的另一来源。而学生学费的征收，则主要依据应新学校颁布的《本校招生简章》。
（1）学费收取的具体规定与特点
其一，按月与按年级收取学生的学费
根据《本校招生简章》第九条，应新学校“幼稚班及一二年级，每月学费一元六角（堂费在内）；三、四年级，每月学费二元一角（堂费在内）；五、六年级，每月学费二元六角（堂费在内）”。这说明应新学校的学费是按月收取，且不同年级的收费标准不同。应新学校之所以采用按月而非按学期收取学费的办法，显然是为了适应殖民地时代南来拓荒的华人移民流动性较大的这一特点。
其二、学费收取的社群特色
除了正常的学费收取， 应新学校对本社群子弟即“嘉应五属”籍学生，则另设“免费”与“减费”的特殊条文。“招生简章”规定：“凡嘉属子弟，倘伊父亲已经去世，家庭确无力负担学费者，由现任董事二人署名，据函证明，交董事部详细调查，议决通过后，准予免费，但堂费五角，仍须按月缴交”。至于“减费”，“招生简章”第十一条规定：“凡嘉属学生，学业操行均极优良，而家长失业，确无力负担学费时，得由教务会议议决，交董事会详细调查，议决通过后，准予减半收费”。“免费”与“减费”条文中对学生社群所属的强调，充分显示移民时代新加坡华校的社群特色。
（2）账本中所见学费收取状况
由于学生的学费是按月、按人收取，因而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日清簿”、“月结簿”、“结册簿”等不同类别的账册中，都可见到“学费”条目。笔者根据这些数据列表整理出1927至1953（中缺1944-1947数据）应新学校年度学费收入表，并制作成图表。
表三、应新学校年度学费收入表
（1927—1953）
年代
金额（元）
1927年
3396.1
1928年
3385.9
1929年
3517.9
1930年
3153.6
1931年
3021
1932年
2852
1933年
3544.9
1934年
3818.8
1935年
4129.3
1936年
4057.7
1937年
4476.3
1938年
5114
1939年
4711
1940年
4934.7
1941年
4786.8
1942年
295.3（仅5、6两个月）
1943年
1826（仅7至12月）
1948年
22134
1949年
23720.5
1950年
23349.7
1951年
23754
1952年
26203.35
1953年
27523.5
下图是根据上表中的数据制作而成。由于1942、1943年的数据仅见部分月份，故暂不收入此图。
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和由此制成的图表，可以看出应新学校学费数额在二战前后的明显变化。二战以前，应新学校每年收取的学费大约为数千元，其中1931和1932两年学费最少，仅有二千多元至三千左右。而在二战以后，应新学校的学费收入从二战前的数千元增加到二万多元。
应新学校学费数额的变化，反映了学校在二战前后不同的办学规模。根据保留下来的二战以前应新学校的账册，例如民国二十四至二十八年的“逐月结册簿”，其中的“学费”条显示，该校每个月各年段学生的总数大约在200名左右。而1948年以后应新学校学费的快速增加，主要原因是学生人数的急剧增长。根据应新学校《学费月结簿（1948-1953）》的记录，在这六年中，应新学校每年从一月至十二月均开班授课。不仅如此，除设置一年级至六年级六个年段正常的上午班外，还开设了下午班。而从1952年开始，学校在下午班中，也开设一至六年级的六个年段。班级及学费的变化，说明当时要求入学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原有的班级与年段的设置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故学校当局才会增设下午班，并在下午班中也设置六个年段，从而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规模。此种情况，与二战后因中国内战爆发而掀起的新一波海外移民潮、南来新加坡拓荒的闽粤移民数量剧增、以及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东南亚华人开始进入本土化历程等因素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二战前后中国与东南亚的社会变迁，是制约应新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3）学费收入在二战前应新学校经费来源中的比重
以下是笔者根据账本数据整理的学费收入在二战前应新学校年收入中的比重表一览表。
表四、学费在二战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
（1928-1943年）
年份
学费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100%
1928
3385.9
8755.96
39％
1929
3517.5
11872.21
30％
1930
3153.6
8511.11
37％
1931
3020.1
6661
45％
1932
2851.0
6430.56
44％
1933
3544.9
5305.05
69％
1934
3818.8
5823.80
66％
1935
4129.3
6137.3
67％
1936
4087.7
5861.20
70％
1937
4476.3
7538.71
59%
1938
5114
8125
63%
1939
4711
7916.68
60%
1940
4934.70
8018.2
62%
1941
4786.80
7747.78
62%
1942
295.3
（仅5、6两个月）
1496.37
20%
1943
1826
（仅7-12月）
4286
43%
根据上表，从横向看，学生学费占学校年度总收入的比重最低在1929年，为30%。虽然这一年学费收入高于1928年，但因该年学校总收入近1万2千元，故拉低了比值。学费在学校总收入中的比重值最高在1936年，为70%。从纵向看，学费收入在学校年度经费来源中的比重在1933年以后迅速增加，从1933至1942的近十年间基本上保持在60-69%之间。这说明，一方面，东南亚在遭遇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冲击、经济还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又笼罩在日本南侵与战乱的阴影中，社会经济的不景气严重影响“馆产”与“校产”的正常经营；另一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二战前在中国的海外移民潮中，大量闽粤人南来新加坡拓荒，这有助于应新学校增加生源，从而增大了学费在这一时期学校经费来源中的比重。
综上所述，作为应新学校经费收入的来源之一，学费对于维持二战前学校的财政收入与正常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店租
根据校董会章程，“店租”指的是“本校店业每月所得租金”。保留下来的账本与议案簿等记录显示，与应和会馆拥有“馆产”一样，应新学校也购买一些产业如店铺等，收取租金以增加学校的收入。该项收入记录在各类账本的“店租”条中。以下是笔者根据应新学校各类账本中的“店租”条数据所整理的1928年至1943年“店租在学校年度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一览表”。
表五、店租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
（1928-1943）
年份
店租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100%
1928
1031．51
8755.96
12%
1929
1794.26
11872.21
15%
1930
1578.01
8511.11
19%
1931
1540
6661
23%
1932
1110
6430.56
17%
1933
528
5305.05
10%
1934
576
5823.80
10%
1935
576
6137.30
9%
1936
525
5861.20
9%
1937
640
7538.71
8%
1938
565
8125
7%
1939
900
7916.68
11%
1940
780
8018.2
10%
1941
720
7747.78
9%
1942
721
1496.37
48%
1943
780
4286
18%
上述表格的数据显示，二战前，店租在学校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在10%至20%间。另一方面，与“津贴”、“学费”等一样，应新学校店租收入并非一成不变。1933年以前，学校的店租均在千元以上。而从1933至1943年的十年间，店租收入下降至数百元。这显示了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紧接其后的日本南侵对学校产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
4、各类捐款与庙宇分款
如果说“津贴”来自管理应新学校的应和会馆拨款、学费与店租来自应新学校自身的经营，那么在《本校校董会章程》的“本校经费来源条”中所列明的“年月捐”、“特别捐”、“福德祠分款”等另一类款项，则来自社群。
（1）“年月捐”与“特别捐”
“年月捐”与“特别捐”，主要来自“嘉应五属”社群。根据《本校校董会章程》，“年月捐”为“本校校董及同侨商店所认捐”之常年性捐款。“特别捐”则是“本校遇经常费缺乏，或遇特别情形需要用巨款时，由校董会议决举行” 的临时性捐款。由于校董会承担“筹措经费”的功能，因而在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议案簿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校董会发动董事们捐款的记录。例如，1932年6月18日的董事会议，有董事提出，“本校经费月月不敷，在浅见须举行董事捐及商店年捐，董事会一致赞成。并推举出钟恭源、李着明、傅伯宗君及庶务来负责董事捐和年捐事宜”。1933年3月30日董事会召开第一次教育股会议，面对学校经费困厄不堪的境况，有董事提出“即行征收年月捐以填补不敷之额度，不致有经费困难之虞”。
除了校董事会的董事们，“嘉应五属”的商人、商家和店家，亦是为应新学校筹措经费的另一重要力量。以1920年应新学校建筑新校舍为例。由于建校后学生不断增加，为了因应学校的发展，校董会决定发起筹款新建校舍。根据《叻报》的《应新学校建筑校舍第四次认捐芳名录》，计有应兴号、协和号、同德公司、荣新号及候俊阶、徐子亭、黄南生等“嘉应五属”的商家、店家与商人出现在捐助建校舍款项的名单中。此项劝捐活动共进行四次，筹得款项共计45600元。为此应新学校建校筹办处还在“叻报”上刊登启示，“向殷商募款多表慷慨捐助不胜钦佩”。
基于“年月捐”是学校另一项常年的经费来源，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月结簿”、“结册簿”、“日清簿”等类账册，“月捐”与“年捐”均作为独立条目列在账本上阕的“收入项”中。以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的《逐月结册簿》为例，这六年学校获得的“年月捐”款项分别是：1928年为635元、1929年为706.20元、1930年为419.50元、1931年（无）、1932年为351元、1933年为175元、1934年“月捐”加“特别捐”为284元。也就是说，从1928年至1934年，除1931年因世界经济的危机无捐款数额外，应新学校共获得来自“嘉应五属”社群捐款共计1570.70元。
与“年月捐”不同的是，“特别捐”属特别情形下之捐款，在账册中并非一常设性条目。例如，应新学校曾在1928年的六、七月份组织游艺会进行募捐，共获得捐得款项222元，账本在“收入项”中以“特别捐”条目记录之。再如，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所立之“进支月结簿”，在“收入项”中有“特别捐：南先生捐印校刊费来300元”的账目。
（2）庙宇分款
在新加坡开埠初期，来自华南的闽粤移民因其方言的不同，在新加坡形成“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五大基本的方言帮群。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制约下，五大帮群为各自的利益或独立成帮，或互相联合，形成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在华人社会帮群对立与互动的舞台上，不少华人庙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庙宇不仅是宗教场所，往往也作为华人社会的组织机构，承担整合移民社群的重要功能。
移民时代的“嘉应五属”，在方言群上隶属于“客家”，在华人帮群互动的架构上，则与“广惠肇”联合结成统一阵线。“嘉应五属”与新加坡另一客家社群“丰永大”的合作，将丹容巴葛福德祠作为两社群的总机构。而“嘉应五属”与另一客帮社群“丰永大”和广府帮的“广惠肇”的联合，则以共同管理的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作为广、客两帮群的联络中心。
“嘉应五属”在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方言群与帮群所属，使应新学校经应和会馆获得上述两个庙宇的分款。关于丹容巴葛福德祠的分款，保留在新加坡客属总会的账册“民国七年戊午立丹戎巴葛福德祠进支部（簿）”有这样的记载：“庚申年八月二十六日应和馆支去银305。52元，甲子五月十六日入应新学校”、“自庚申七月至癸亥七月，应新学校支去474。50元，甲子五月十六日入应新学校”。
另一庙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的分款及用途，则明确写在《校董会章程经费来源》中：“福德祠分款：本坡源顺街福德祠分拨应和馆之款”。据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特刊记载，当1905年应新学校创办之初，应和会馆将当时从海唇福德祠分来的2060元作为该校的开办费用。此后的数次分款，会馆都依照章程将款项直接划拨应新学校。以下是笔者根据《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的各类账本数据整理制作的1906至1933该庙宇分款应新学校一览表。
表六、 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分款应新学校一览表
（1906-1933）
年代
金额（元）
文献来源
光绪丙午
1906年
206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47，
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刊：本校史略“以此款放息，作为开办学校的常年经费”
光绪戊申
1908
2064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76
民国戊午
1918年
75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182
应和馆戊午年立逐日流水草簿：“戊午四月弍七号：收大伯公庙对广泰号来银750元”
民国己未
1919年
125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186
民国庚申
1920年
145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193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庚申年二月二十日：收大伯宫份广泰来银1450元”
民国癸亥
1923年
200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209，
应和会馆民国十二年立“总清簿 十三条——应新学校：癸亥七月二十九日，对仁爱栈来银2000元（此款乃系绿野亭分来之款，存仁爱栈已完有利息。此利息系入应新学校内）
民国乙丑
1925年
110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235
民国丁卯
1927年
200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252
应和馆民国十六年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大伯公条”
民国己巳
1929年
250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300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立《逐月结册簿1929-1935》：“乙巳年九月进支表：海唇福德祠分款”条
民国癸酉
1933年
1000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页377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民国二十二年二月进支：息款对绿野亭分来一千元”
总计
16174
上表内容显示，在二战之前应新学校的经费收入中，除了来自学校所属社群“嘉应五属”的各类捐款，亦包括了来自望海大伯公庙与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的款项。其中，从1906年至1933年，应新学校经应和会馆转来的海唇福德祠庙宇的十次分款达到16174元之多。这显示，“嘉应五属”创办与管理的应新学校，在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也得到来自联合阵线的广、客两帮群在经费上的支持。
5、各项经费来源在二战前应新学校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为了更清楚显示出二战前应新学校财务来源的运作状况，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再列表统计各项经费来源在这一时期应新学校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表七、 会馆津贴、学费、 店租
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所占比重一览表
（1928-1943）
年份
各项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
（元）
比重（约值）100%
1928
会馆津贴
3360
8755.96
会馆津贴
38%
学费
3385.9
学费
39%
店租
1031.51
店租
12%
1929
会馆津贴
3360
11872.21
会馆津贴
28%
学费
3517.5
学费
30%
店租
1794.26
店租
15%
1930
会馆津贴
3360
8511.11
会馆津贴
39%
学费
3153.6
学费
37%
店租
1578.01
店租
19%
1931
会馆津贴
2350
6661
会馆津贴
35%
学费
3021.1
学费
45%
店租
1540
店租
23%
1932
会馆津贴
2350
6430.56
会馆津贴
37%
学费
2851
学费
44%
店租
1110
店租
17%
1933
会馆津贴
1080
5305.05
会馆津贴
20%
学费
3544.9
学费
69%
店租
528
店租
10%
1934
会馆津贴
1080
5823.80
会馆津贴
19%
学费
3818.8
学费
66%
店租
576
店租
10%
1935
会馆津贴
1080
6137.30
会馆津贴
18%
学费
4129.3
学费
67%
店租
576
店租
9%
1936
会馆津贴
1080
5861.20
会馆津贴
18%
学费
4.87.7
学费
70%
店租
525
店租
9%
1937
会馆津贴
1080
7538.71
会馆津贴
14%
学费
4476.3
学费
59%
店租
640
店租
8%
1938
会馆津贴
1080
8125
会馆津贴
13%
学费
5114
学费
63%
店租
565
店租
7%
1939
会馆津贴
1200
7916.68
会馆津贴
15%
学费
4711
学费
60%
店租
900
店租
11%
1940
会馆津贴
1200
8018.2
会馆津贴
15%
学费
4934.70
学费
62%
店租
780
店租
10%
1941
会馆津贴
960
7747.78
会馆津贴
12%
学费
4786.80
学费
62%
店租
720
店租
9%
1942
会馆津贴
600
1496.37
会馆津贴
40%
学费
295.3
仅5—6两个月
学费
20%
店租
721
店租
48%
1943
会馆津贴
480
4286
会馆津贴
11%
学费
1826
仅7-12六个月
学费
43%
店租
780
店租
18%
1928-1941年各项收入占学校总收入比重的平均值（100%）
会馆津贴
23%
学费
55%
店租
12%
各类捐款与庙宇分款等其他来款
10%
在上表中，由于1942和1943年的数据不完整，笔者暂不加入统计中。另外，各类捐款与庙宇分款等属非常态性进款，故笔者将其所占比重的数据列于表中最后一栏。
上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28年至1941年，在应新学校的经费来源中，学费所占比重最大，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学费收入加上“会馆津贴”与“店租”，三项总计约占学校经费来源的90%，其余的10%则为各类捐款和庙宇分款等其他来款。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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