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在《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一书第249-2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一、前言
中元节又称“普渡”，又称“鬼节”，是中国的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节庆。有关中元节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学界一般认为，经历代王朝的提倡并与传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祖先和鬼神的信仰和祭祀活动相结合，至少在宋元以后，“中元普渡”已成为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民间习俗及节庆活动。
中元节是伴随近现代华南移民的南来拓荒而传入新加坡，并在新加坡社会变迁时空脉络下，逐渐从中国传统节庆转变成为新加坡华人中元节。这一历史进程大致可以1965年新加坡建国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1965年以前的新加坡处于英殖民政府统治的移民时代，华人则主要是在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相继来到这片新土地拓荒。在不同于祖籍原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下，南来的闽粤移民一方面要应对陌生与艰难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因英殖民政府实施半自治的统治政策，闽粤移民必须进行社群整合与社会建构，才能维持华人社会运作。在这样的时空情境下，传承自华南的传统中元节被打上新加坡移民社会的时代烙印。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结束英国政府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华人也从中国华南移民转变身份认同，成为这个新兴国家的公民。建国后的五十年来，新加坡面对一系列问题。诸如国家认同之建构、社会重组与城市重建、多元种族、宗教、文化和谐政策的制定等等。而如何在急剧社会变迁情境下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维系华族民族与文化认同、重整与强化华社凝聚力、以及如何与马来、印族等和睦相处共同建构新家园等，亦是占新加坡国家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华人社会所面对的挑战。在上述新的时空背景下，新加坡中元节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演化进程。
首先，历经移民时代到本土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元节这项传承自祖籍地的中国传统节庆已经发展成为今天新加坡重要的一项节庆活动。根据笔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的持续观察，在每年的农历七月期间，全新加坡到处可见“庆赞中元”的旗帜与标语、祭拜“好兄弟”的祭坛与大香、琳琅满目的祭品与“福物”等。到了夜晚，千人乃至万人的“中元晚宴”在大街小巷和酒店登场，而歌台的音响与演唱声、“标福物”的“喊标”声也在全岛的各个角落热闹响起。上述景观汇成一道具有浓郁新加坡本土特色的人文风景线。可以说，参与每年中元节的华人人数之多，“庆赞中元”活动规模之大、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之广，都远在其它华人传统节日之上。
其二、中元节成为当代新加坡一个具有社区意义、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华族的传统节庆。根据新加坡当地报章的报道，“中元节已经走入基层民众的生活，不单个别家庭自己祭拜，有组织的庆赞一年甚一年。——有的市民一年赶三、四个中元会，社区领袖、国会议员在中元节期间，也忙着赶中元酒会，与民众同乐”。不仅如此，至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元节正逐渐吸引马来、印度等非华族的参与，为新加坡的种族和谐与互信提供一个民间交流的舞台。
其三、与殖民地时代的华人“中元普渡”相比，为适应新加坡建国五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元节在活动方式、内容以及功能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出现了制度化的组织机构“中元会”。在中元节活动方面，除了延续殖民地时代的祭拜仪式，还出现了“标福物”与“中元歌台”等新内容，并由此催生可观的“中元经济”。以1996年为例。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当年新加坡的三百万人口中，大约有百万人次自发参与了农历七月期间的“庆赞中元”活动。这一年包括酒宴、福物、歌台等总共耗费了近4000万新元（约合当时24000万元人民币）。2001年的中元节，不包括“标福物”与歌台等费用在内，其他的消费已达3600万新元。至于“中元歌台”的数量， 2012年大约有400台。2014年的中元节亦有歌台300-400台。与此“庆赞”规模相适应，新加坡出现了“中元歌台台主、福物制造商、赶场献艺的艺人、喊标人”等与“中元经济”相关的行业。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长期的田野观察，并结合已收集的各类资料和研究积累，从新加坡中元节的组织形态、庆赞方式、活动内容、文化与社会功能等诸方面，具体讨论华人社会如果透过孤魂崇拜的“庆赞中元”，来解决新加坡建国五十年以来所面对的诸如中华文化认同、宗乡社群的边缘化、多元种族和谐等的各种挑战。在“结语”的部分，笔者将运用“创造传统”的理论，讨论新加坡的中元节如何以传承自华南传统节庆的“旧形式”，创造性地发展出适应新加坡时空变迁需求的“新的过去”，并以此为个案研究华人文化之建构等问题。
二、中元会：“庆赞中元”的组织机构
1、中元会的出现与特点
与殖民地时代相比，建国后新加坡中元节的一大变化是出现“庆赞中元”的组织机构中元会。
从保存下来的《叻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总汇新报》等华文报刊，均未见涉及每年农历七月中元节活动中与“中元会”相关的报道。另根据笔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新加坡中元节的田野调查，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当时城市与乡村“中元普渡”活动主要由庙宇和会馆组织与举办。
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无法确定新加坡中元会最早出现于何时。不过根据所收集的华人社团特刊等资料，海南社群的“昭应祠”在1970年创设的中元会，应该是新加坡华人社团和庙宇组织中较早设立的一个中元会。到了上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华人社会已普遍设立中元会作为中元节活动的组织机构。以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义顺社区为例。该社区在八十年代中期已设立各类中元会达二十二个。
义顺区中元会一览表
中元会名称
庆祝日期（农历）
庆祝地点
1.兴兴社中元会
2.义顺村十个石宏兴吧刹小贩中元会
3.华顺吧旺梨山中元会
4．宏茂桥603乌桥村中元会
5.艺龙体育会社友中元会
6．义顺顺德兴中元会
7．义顺村天公坛中元会
8．义顺环路第一邻区中元会
9．合春格中元会
10．义顺镇11街联合中元会
11．宏茂桥608民安社中元会
12．义顺镇朋友社中元会
13．义顺镇商贩吧刹熟食中心联合中元会
14．义顺A工业区联合中元会
15．义顺新镇第72街上段中元会
16．义顺新镇第三道联合社会中元会
17．义顺新镇众兴社中元会
18．南凤善堂中元会
19．兴利芭春叶园中元会
20．义顺镇财启村大众中元会
21．义顺新镇大牌107新合社中元会
22．宏茂桥603大众中元会
七月初三
七月初七
七月初八
七月初八
七月十一日
七月十三日
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六日
七月十六日
七月十七日
七月十九日
七月廿日
七月廿二日
七月廿三日
七月廿四日
七月廿四日
七月廿四日
七月廿五日
七月廿八日
七月廿八日
七月廿九日
七月廿九日
义顺新镇大牌126座旁
宏兴吧刹边
元寿堂龙霞馆新胜坛联合庙广场
宏茂桥大牌603座旁
义顺新镇大牌101座车场
义顺新镇第九道大牌244及245之间
义顺律天公坛
义顺环路大牌114座旁
杨厝港路大伯公口
义顺镇11街大牌157停车场
宏茂桥大牌608座旁
义顺环路大牌111草场
义顺新镇吧刹边
义顺A工业区
义顺第72街大牌731及732中间空地
义顺新镇第3道大牌769
义顺环路大牌233停车场
南凤善堂
春叶园
义顺新镇大牌101座停车场
义顺新镇大牌107草场
洪茂桥大牌603座旁
到了九十年代中叶，华文报刊不时出现有关全新加坡中元会数量的统计。如1996年的中元节，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这一年仅参与“广惠肇留医院”筹款活动的中元会就达到900多个，显示当年“中元会”的数量至少已在千个以上。
作为为因“庆赞中元”之需而设立的民间社团，中元会与传统的华人宗乡社团如会馆、宗亲会等相比，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中元会的组织原则非常宽松。不论哪一类的中元会，参与者基本不受社群所属之限制。即使是由具有社群边界的会馆组织的中元会，其会员或参与中元节的活动者亦可来自别的社群。
第二，绝大多数中元会并非常年运作。中元会的基本功能是筹办与组织每年农历七月的“庆赞中元”活动。为此，各类中元会通常在农历六月前后组成并运作，待中元节整个活动结束后即停止工作，直到来年中元节前再重组。故虽然中元会已成为周而复始不间断地在每年农历七月举办的中元节的制度化机构，但对具体的中元会而言，它却仅是每年一设、且非常年运作的组织形态。
第三、作为非常年运作的机构，中元会成立时无需向政府正式注册。中元会与政府发生关系，主要是为其主办的中元节活动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准证。
基于上述特点，中元会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基层的民间机构。由于中元会不需要正式注册，故它的人员组成与变动可以非常灵活，与此同时也使其运作极易受到社会变迁诸因素的制约。（以下结合中元会的分类与组织形态进行讨论。“此句删除）
2、中元会的分类
要对新加坡的中元会进行精确的分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新加坡的中元会遍布在全岛的各个角落，数量很大。更重要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元会，其组织原则并非单一。以下笔者根据各类文献与田野资料，尝试对新加坡的中元会做一个大致的分类。
（1）庙宇中元会
由庙宇主持与举办“中元普渡”，是新加坡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的普遍做法。此一传统历经移民社会一直延续到当代。在每年的农历七月，新加坡的各类庙宇，包括佛教如双林寺、道教如三清宫、以及遍布在全岛各个角落的华人民间宗教庙堂几乎都举办“庆赞中元”活动。与殖民地时代不同的是，当代华人庙宇多组织中元会，并由其组织操办中元节活动。
另一不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联合庙”与“联合庙”组织成立的“中元会”。所谓“联合庙”，是指“集合至少两间有善信基础、有经济条件与有整合意愿的庙宇，联合向建屋发展局或裕廊镇管理局申请购买租赁期三十年的地皮”联合建造的庙宇，其“最常见的形式是联合宫与联合庙”。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加坡市区重建的产物，“联合庙”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新加坡的宗教地理景观，亦有助于促进华人的新地缘关系之建构与对新社区的认同。
根据联合庙出版的特刊、报刊报道与田野调查资料，有关联合庙组织的中元会，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由联合庙统一组成的中元会。另一类是联合庙中的各庙宇分别组织中元会。前者如“淡滨尼联合宫”。该联合宫由十个庙宇组成，由统一的组织“中元会”筹办每年农历七月的“庆赞中元”。后者如“大巴窑伍合庙”。该联合庙现由潮州社群的“亚福律大伯公庙”、福建同安社群的“山竹园福德祠”、“聚天宫”、以及海南社群的“昭应祠”等四间庙宇所组成，而每个庙宇均设立中元会主办中元节活动。根据笔者的田野研究，后者的情况似乎更为普遍。不过由于中元节活动的开放性，因此不论是哪一种组织方式，都有助于联合庙及其所属信众的整合。
（2）华人宗乡社团中元会
据《叻报》的报道，会馆、宗亲会等华人宗乡社团在殖民地时代的“中元普渡”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使这一传承自华南的传统节庆被烙上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之印记，并伴随时代变迁成为新加坡中元节的传统特点之一。不过，由于建国后华人社会与中华语言文化发展面临严重挑战，许多传统华人宗乡社团已经取消了中元节活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伴随世界局势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起、华人社会的转型和中华文化的振兴等时空变迁，“庆赞中元”再次走入华人社会，成为许多宗乡社团的常年活动内容之一。许多会馆、宗亲会成立“中元会”，在农历七月期间举办庆赞活动。
（3）新镇社区中元会。
如果说庙宇、华人宗乡社团的“中元会”是延续移民时代华人社会“中元普渡”传统基础上建立的主办机构，那么“新镇社区中元会”则出现于新加坡建国之后。
“新镇社区”是新加坡独立建国出现的新地理景观。1959年新加坡自治，面对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严重“屋荒”问题，新加坡政府在1960年成立建屋发展局，大量、快速地建造高层组屋，以低廉价格出售或出租给低收入家庭。1965年建国后，新加坡政府为了建构国家认同和发展经济，开始了大规模的市区重建，同时继续实行公共建屋政策，以彻底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伴随着郊区的开发，政府陆续将大量的城市人口迁移到位于郊区的义顺、宏茂桥、淡滨尼、后港、盛港、巴西立、巴西班让、金文泰、武吉巴督、蔡厝港等数十个新镇。与此同时，乡村的居民也被有计划地被安置到这些新镇居住。新镇是一个完整的社区，新镇内不仅有政府建造的各种类型的组屋和与之相配套的市镇管理系统，还拥有完整的“一站式”的教育、医疗、生活、交通等设施，如地铁站与巴士总站、大、中、小型商场与市场、学校与医院等。
由于建国后的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特别是市区重建造成移民时代人们的居住与生活方式以及人群聚合形态等的改变，新加坡需要重组与重建基层社会与新地域认同，以促进全社会的凝聚力。新镇社区中元会的出现正适应了时代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新需要。由于中元节已经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项传统习俗，为了聚合来自各地的新居民与重建社区联系网络，华人在每个新镇都组织了各种类型的中元会以筹办“庆赞中元”活动。以新加坡大巴窑、宏茂桥、巴西班让、武吉巴督等新镇为例。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在这些新镇，一类是以政府组屋为单位的中元会，如成立于1980年的宏茂桥10道、由居住在577座组屋的居民组成的“577联合中元会”、“大巴窑八巷中元会”等。另一类是新镇内商家组织的中元会。如“巴西班让生果批发市场中心中元会”；还有一类是新镇社区居民与商家联合组织的中元会，如“大巴窑中心商店住户联合社中元会”、“大巴窑七巷市场商店住户联合社中元会”、“武吉八督第二中心大众中元会”等等。这些分布在各个新镇社区、数量众多的不同类型中元会，把“庆赞中元”活动扩展到新加坡的各个角度，并形成全岛性的活动规模。
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新镇社区中元会的会员，不仅有新社区的居民，还包括了这些会员在原来村落、乡镇等的亲朋好友等。如上节表1中所列的义顺新镇的22个中元会中，“天公坛中元会”、“合春格中元会”、“兴利芭春叶园中元会”、“南风善堂中元会”等，就是由殖民地时代该地华人村落、庙宇等的村民与信众组织的中元会。由此可见，新镇社区中元会在凝聚新居民的社区认同的同时，也是维系新老社区人群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4）行业、工厂与商场中元会
一般说来，在农历七月期间新加坡各个行业公会、工厂和商场都会进行“中元普渡”活动。在当代新加坡数量众多的中元会中，与商贸活动相关组织的中元会占有相当的比重。如上表义顺新镇在1987年统计的22个中元会中，除原村落、庙宇、新镇组屋区居民组织的中元会外，其余就是小贩中心、工业区等组织的中元会。如“义顺镇商贩吧刹熟食中心联合中元会”、“义顺A工业区联合中元会”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些中元会如“星马歌台艺人中元会”、“新加坡鸡鸭商公会”、“森林商业中心中元会”、“大巴窑八巷多层工厂联合中元会”等，因其规模盛大或富有特色而几乎每年都会新加坡的华文报章有关“中元节专题”的报道中。
除了上述商家，笔者的田野调查显示，一些政府部门，如移民厅、警察局和政府公共交通系统的地铁站和巴士总站也举办中元祭拜与庆赞活动。2006年8月笔者在新加坡参加了一个由退休警察组织的“福建帮中元会”祭拜仪式。该中元会的成员当年均参与打击福建帮私会党，故中元会以“福建帮”为名。“福建帮中元会”从1996年开始，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七借用韭菜芭城隍庙场地举办中元祭拜及活动。
3、中元会的组织与运作
（1）、中元会的组织原则与规模
中元会的会员构成与一般传统华人宗乡社团的组织原则有所不同。
其一，传统华人宗乡社团如会馆、宗亲会等，其成员都有祖籍、姓氏等的限制。而中元会的会员则基本没有社群边界。即使是会馆组织的中元会，虽然其会员基本上属于该社团，亦允许和欢迎非社团成员者加入。
其二、中元会的会员是以“份”为单位。所谓“份”是一个非常宽松的概念。“一份”即可以是一个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家庭，亦可以是一个商号或店号。不过，以个人构成“一份”的情况较为少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多以一个家庭或一个商号、店号为“一份”。
中元会的规模取决于以“份”为单位的会员的数量。根据笔者2006年的田野调查，一些中元会如“宏茂桥10道577联合中元会”拥有380份会员；“义顺福发宫中元会”有会员138份、“大巴窑中心商店住户联合社中元会”会员124份；“淡宾尼联合宫中元会”有会员250份；“韭菜巴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则有会员500份。一般说来，中元会的开放性使其具有扩大规模的空间，如“韭菜巴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 2016年会员增至575份。但有些中元会因经济问题而被迫解散或减少会员规模。如“哥罗福美芝路小贩中心联谊社中元会”。当1972年该中元会成立时，有会员150多份，但后因各种经济社会等原因会员逐渐减少，到2006年仅剩90份。亦有一些中元会因成员之间的关系，有意限制中元会的发展规模。例如“宏茂桥10道577联合中元会”从1985年成立至1996年，一直坚守380份会员的规模。这显示作为最接近民间的中元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2）、中元会的构成与会员来源
中元会的会员来源，一般说来与中元会的分类密切相关。例如，庙宇中元会的会员一般是庙宇周边的信众。传统宗乡会馆中元会的会员基本上是该社团的会员。新镇社区中元会的会员大多来自该社区的住户与商家。而行业、工厂与商场中元会的会员组成亦基本如此。
然而，由于中元会所具有的民间性、社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非常灵活、多元包容及开放性的组织特色，使之很容易在社会变迁的环境中调整其会员结构。以新加坡南安会馆组织的中元会为例。该中元会在2002年以前的会员仅限于祖籍为福建南安的会馆成员。2002年后，适应社会发展与传统宗乡社团转型的需要，南安会馆以所在区域“水廊头”和会馆及南安社群所属的“凤山寺”名义，将原来“南安会馆中元会”改名为“水廊头凤山寺中元会”，其会员也由会馆成员扩展到水廊头一带的居民和商家。根据南安会馆提供给笔者的资料，到2006年，该中元会共有会员85份，其中非南安会馆或祖籍南安的住户或店家会员大约占了三分之一。由此观之，当代新加坡中元会的开放性使其能够成为维系与重组华人社会的纽带，这也是新加坡中元节活动能够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元会会员的基本义务是缴纳会费。综合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明日报》等当地报刊的报道与笔者的访谈资料，每个中元会缴纳的会费并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数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例如，“水廊头凤山寺中元会”每份会费是96元、“美芝路小贩中心联谊社中元会”每份会费是120元、“淡宾尼联合宫中元会”的会费是60元等、“义顺福发宫中元会”的会费是27元、“韭菜吧城隍庙中元会”的会费是100元。在会员的权利方面，主要就是在农历七月期间参与中元祭拜，领取“福物”、以及出席中元晚宴。
（3）、中元会的组成
笔者在新加坡中元节进行田野研究中，除参与观察与访谈外，也收集各类相关的文字记录，其中包括各中元会发放的请柬。由中元会制作的请柬，即作为领取“福物”的凭证发给会员，同时也发给非会员以邀请他们参与“中元晚宴”与“标福物”。在这些请柬上，除写有“庆赞中元”的活动时间、地点等信息外，也包括有该中元会机构设置与组织成员的完整名录，因而是研究中元会组织形态重要资料。
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请柬，新加坡中元会机构主要由炉主、头家与理事会两部分所组成。
由炉主、头家筹办与主持“庆赞中元”活动，是移民时代新加坡中元节的传统。不过，在当代新加坡，中元会中的炉主、头家的实际作用并没有移民时代那么大。有关中元会的炉主与头家的产生，基本沿袭移民时代的做法，在神明面前经由掷杯等宗教仪式而决定。参与掷杯竞争炉主与头家者，并不局限于会员，任何人均可参与。在人数的设置上，从请柬提供的名单看，一般是正炉主一人、副炉主一至二人。头家人数则不限，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有些中元会的头家人数达数十人之多。此外，炉主与头家，既可以是个人、亦可以是店号和商家。有些中元会要求炉主与头家所付会费高于一般会员，例如，在2006年，“哥罗福美芝路小贩中心联谊社中元会”炉主需交320元，头家170元。而一般会员的会费则是120元。“大巴窑住户商店中元会”，其炉主500元、副炉主300元、头家200元，会员则仅需120元。亦有一些中元会的头家与炉主不需缴纳额外会费，如“韭菜芭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
由于炉主与头家是经由掷杯仪式、即尊神明的旨意而产生，所以在整个中元会的组成机构中，炉主与头家的角色更多是象征性的。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传承香炉、“庆赞中元”红布条和两对写着“发财”的红灯笼。每个中元会都有一大一小两个香炉，在“庆赞中元”期间，一个大香炉放在主坛，另一个小香炉放在主坛正对面设置的祭坛。当活动结束时，这些香炉及相关的物品就会被经过掷杯确定的来年的正、副炉主请回家张挂，待明年中元会举办庆赞活动时再拿到祭坛祭拜。因此，香炉及其相关的红布条和红灯笼是中元会存在的象征，也是凝聚中元会会员的纽带。只要香炉存在，并透过炉主、头家的传承，中元节与“庆赞中元”活动就会在新加坡年复一年地举办。
在当代新加坡，实际主持与筹办 “庆赞中元”活动的是理事会。根据笔者收集到的中元会请柬和对一些中元会理事会成员所做的访谈，理事会基本仿照传统华人宗乡社团的机构设置。大部分中元会的理事会由理事与核心成员两部分组成。参与中元会的理事多为自愿者，理事会的核心成员则须经由选举而决定。中元会核心机构通常设置设正、副主席、正、副总务、正、副财政、文书、查账等职位。有些中元会完全按照会馆董事部的规模设置组织机构。如“大巴窑昭应祠中元会”与新加坡海南会馆基本是同一批会员。该中元会由两位法律顾问、正副主席、正副秘书、正副财政、正副查账、正副交际、正副文教、正副康乐、以及五位理事共计21人组成核心机构。当代新加坡中元会组织机构与宗乡社团相似的机构设置，显示两类华人民间社团组织在某种意义上的同质性。事实上，中元会理事会的核心成员中有相当部分也同时也会馆、宗亲会等社团的董监事会主席、总务等核心成员。不过，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亦可见仅有理事的中元会。例如1996年“兴利芭春叶园联合庆祝中元会”的请柬上，除财政与文书两位外，其余28位成员均为理事。另有2006年“淡滨尼联合宫中元会”请柬上的机构名录，除有正炉主一位、副炉主两位，头家八位外、其余则为三十六位理事。
除了炉主、头家和理事会，一些中元会还设立荣誉与赞助机构。例如“武吉巴督第二中心大众中元会”的请柬，可见包括十三位商家和十三位个人在内的“名誉赞助”。此外，“应和会馆双龙山五属义祠中元会”除炉主、头家与理事会外，还设置了来自由会馆属下的嘉应五属公会、嘉侨同乡会、梅蕉平同乡会、南洋五华同乡总会等的“名誉炉主”。
（4）、中元会的运作
作为全新加坡 “庆赞中元”的组织机构，中元会的基本工作就是筹备与安排整个中元节的所有活动。主要工作有如下几项：
其一，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举办“庆赞中元”活动的“准证”，了解政府有关中元节活动的一些条例及其他一些事宜。在这期间，一些国会议员和社区基层领袖也会与中元会的代表见面吃饭，讨论与沟通涉及中元活动的一些政府规章、中元会的慈善捐款、以及邀请国会议员作为中元会活动的嘉宾等问题。
其二、为即将开始的庆赞活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这包括寻找活动的场地、联系搭棚的商家、选定与邀请主持普渡仪式的道士或和尚、中元歌台的台主、艺人、中元标福物的“喊标人”、准备会员和晚宴上标福的各类“福物”等项内容。
其三、确定“庆赞中元”的活动时间。新加坡中元节是一个无统一组织的全岛性活动。这就使每个中元会决定“庆赞”活动时间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一方面，全新加坡的中元会数量众多，“庆赞中元”从华南原乡、历经移民时代的传承与演化，已经成为当今新加坡华人社会一项传统节庆与宗教习俗；另一方面，由于华人对一些日子的偏好并将这些日子赋予象征意义，如农历“初一”、“十八”、“十九”等，这也给中元会活动时间的安排造成困难。此外，新加坡是个工作、生活节奏快速的商业社会，中元会在时间的选择上要尽量避开繁忙的工作时段，才能保证参与者有时间参与活动。上述各种因素都给中元会确定庆赞活动的日子带来诸多挑战，以致许多新加坡华人在农历七月期间常常必须同时奔走于数个中元会参与活动。尽管如此，各中元会还是会根据会员的要求想方设法尽量安排好时间。尤其在新镇社区的中元会，透过社区基层组织的参与协调，还是能尽量错开各中元会的庆赞时间，让一年一度的中元节为新老朋友聚会提供舞台。
（5）、中元会的经费来源
在移民时代，新加坡的“中元普渡”活动一般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尤其是乡村由庙宇筹办的中元节活动，主要经由炉主、头家等到各处募捐及他们自己的捐款。此外，在乡村地带“中元普渡”使用的祭品，通常是信众自己拿来祭拜后再拿回去，所以组织者的花费通常也不会很大。不过在城区华人举办的“中元普渡”则“常至耗费千金”，有时报章还以作为祭品的猪只数目来形容中元节的活动规模。
当代新加坡的中元节不论是参与人员数量、活动内容及庆赞规模等方面，都远超过移民时代。《联合早报》等华文报刊的报道显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各类中元会相继建立、尤其是九十时代以来“标福物”、“歌台”等被各中元会普遍接受后，新加坡中元节活动的花费迅速增加。虽然因受制于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每年中元节规模的费用多有增减，综合各种数据，显示各个中元会运作的经费多在数万与数十万元之间。以2006年笔者的田野资料为例：“韮菜芭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的活动费用大约是30万新元、“大芭窑住户商店中元会”的费用是6万新元。南安会馆 “水廊头凤山寺中元会”的庆赞费用在3万新元左右。而“美芝路小贩中心中元会”的费用则约为2.8万新元。
当代新加坡中元节活动经费，主要来自“标福物”。大多数中元会一般不在银行设立户头。其经费的管理与使用办法，并没有依赖现代银行系统。具体的做法是，每年参与竞标“福物”成功者，在中元晚宴结束后把所标得的“福物”带回家。待来年中元节举办之前，再把去年竞标“福物”的金额交给所属的中元会。中元会的理事用这些钱来筹办当年的中元节活动。
基于经费来源的上述特点，中元会主要与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主持与管理经由“标福物”而完成的经费筹措，并经由理事会决定每年庆赞活动举办的相关内容，如“中元晚宴”的桌数，歌台或酬神戏的价格、待标“福物”的类别与数量等。而直接的经手人是中元会的“财政”。笔者在实地考察中，曾询问中元会的理事，如果竞标者来年不付所竞得之金额，那又该如何处理？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这类情况发生的几率不太多。因这些金钱是给“好兄弟”的。如果一个人连“好兄弟”都敢欺骗，他还有什么资格在这个社会立足？不过，笔者从报刊的新闻报道中，还是见到有关竞标“福物”者在来年不付款而遭法律制裁的案例。只是从中元会整体财务运作的状况看，这类的“赖账”仅是个案，并不多见。这显示，作为非常民间化、且有广泛社会参与的中元节，其活动经费的来源与管理，自有一套由以孤魂崇拜的“好兄弟”宗教形态规范的运作方式与游戏规则。
总之，中元会具有的广泛社会基础，是维系各类人群的纽带。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及灵活性，使之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因而充满活力与生命力。
三、“庆赞中元”的方式与内容
根据新加坡华文报刊的报道，至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移民时代的“中元普渡”已被“庆赞中元”所取代。当代新加坡中元节从农历七月初一午夜开始至七月三十一结束，整整持续一个月。至于各中元会安排的活动时间，则不尽相同。有些中元会仅举行祭拜仪式与中元晚宴，有些中元会除祭拜外，还安排“中元晚宴”、“标福物”与“歌台”等。一般说来，多数中元会安排活动大多持续一至两天，但亦有举办三至五天的活动。通常工厂、大型商场举办的中元节活动时间较短。而庙宇和居民组屋区举办的中元节活动则时间较长。例如“韮菜芭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在2016年举办的“庆赞中元”活动持续了五天。不过，不论“庆赞中元”活动时间长短，各中元会活动的基本内容均主要由“中元祭拜”与“庆赞活动”两部分所组成。
1、 “中元祭拜”
在当代新加坡，华人称中元节祭拜的孤魂野鬼为“好兄弟”。每到农历七月，在新加坡通常可以看到两类对“好兄弟”的祭拜。一类是家庭的祭拜，另一类是中元会主办的祭拜。笔者在多年的田野研究中，对新加坡华人尤其是民间社会各阶层对“好兄弟”祭拜的高度重视印象深刻。
华人家庭在农历七月中元节期间祭拜“好兄弟”，通常是在傍晚时分。此时许许多多的华人会在自家居住的组屋楼下插上香和焚烧金银纸，以祭拜“好兄弟”和祖先。由于参与祭拜所烧的冥纸太多，不仅造成烟灰污染环境及损害周边草坪等问题，也引起别的种族和一些拒斥传统民俗的华人的不满。为此新加坡政府不得不颁布规定，限制、甚至改变华人的祭拜方式。更有一些华人和宗教社团在报刊发表意见，呼吁华人为了环保问题放弃在七月中元节期间焚香和金银纸的传统做法。
由中元会主办的“中元祭拜”比家庭的祭拜仪式复杂得多。在祭拜前的主要工作是“设坛”，即“搭建普渡棚”。一般说来，新加坡中元节的普渡棚主要是设在组屋区、工厂、庙宇、会馆、大型商场等前面的大操场、停车场等空地上。在整个中元节期间，新加坡全岛的各处可见华人设立的中元祭坛和点燃的各种大小不一的香烛。
新加坡中元祭坛的设置形态，并无统一的规划或方式，基本上是由各中元会根据所请主持祭拜仪式的道士或和尚的意见而决定。根据笔者的调查，大多数中元会特别是那些成立年代较久的中元会，其所请的道士或和尚以及祭坛的设置等通常已经较为固定和制度化。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人传统宗教节庆习俗的中元节，历经历史的延续和积淀，还是可以看出新加坡各中元会在中元祭坛的设置形态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性。
首先是关于“普渡棚”的整体布局。绝大多数新加坡中元会所搭建的“普渡棚”基本由两大部分所组成。一个部分是“祭坛”。另一个部分是在“祭坛”正对面、中间隔一条通道的“普渡坛”。
其二、“祭坛”并非单个，而是一个“群”。最基本的“祭坛群”至少由两个“坛”组成。一个是“主坛”。主坛上供奉的神明很复杂。如果是庙宇中元会，主坛正中供奉的是该庙的主神，其后是各类民间宗教神明作为配神。再后面是一面红绒布，上面绣着中国传统的“福禄寿”。除了上述神明，主坛上还供奉着各类祭品。大多数的中元会在主坛上供奉的是大伯公—新马华人的土地公。
另一个“大士爷”坛。“大士爷”又被称为“普渡公”，其面貌凶狠丑恶，长舌下垂，大肚，头顶立有一座小的观音纸像。“大士”神坛是在佛教“放焰口”仪式中常见的。焰口是佛教中恶鬼道鬼王的名字，因他口吐火焰，故意译为“焰口”；又可理解为脸上冒火，故亦意译作“面燃”。也称为“面燃大士”。不过，在新加坡中元节祭坛中的“大士爷”，与佛教的“焰口”并没有必然联系。华人民间传说大士爷是鬼王，统辖阴间众鬼。中元节时观音会化身为鬼王，管制出来阳间的“好兄弟”。所以一般在大士爷的头上都有一个小小的观音像。在“大士爷”坛的前面，通常供奉着一座纸扎的彩绘大士神像，其后则设有“孤魂棚”。棚内摆放着拖鞋、毛巾、脸盆、浴室、锅碗瓢盆、厕所等供“好兄弟”使用的生活用品。
“普渡坛”上摆放着一个插上香的香炉和各种祭品。其后面是插上“庆赞中元”小旗的“福物”，主要有大米、饼干、面、实用油等用品。当“普渡仪式”结束后，这些“福物”将被交纳了会费的会员们领回。在“福物”后面或旁边，还设置了供“好兄弟”宴饮的酒席，通常是一至三桌。
除了上述基本的布局外，一些中元会设置了更多的祭坛。2006年笔者在新加坡中元节的田野考察中，见到“武吉巴督第二中心大众中元会”的祭坛有三个。中间是主坛，供奉“大伯公”，坛的后方是“福禄寿”红布帘。右坛供奉地藏王等佛教神明。左坛则包括纸扎的“大士爷”及其后面的“孤魂棚”。“韭菜巴城隍庙年年兴旺中元会”则在“祭坛”部分设置了五个坛：
当“祭坛”设好后，祭拜仪式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举行“普渡”仪式。“普渡仪式”一般在中午12点或下午1点准时举行，整个仪式大约持续近一个小时。虽然一般说来，在新加坡的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均在农历七月期间举办中元祭典，但据笔者所见，以道士来主持的中元“普渡”仪式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即便是那些供奉“地藏王”等具有佛教色彩的“祭坛”，如“武吉巴督第二中心大众中元会”，亦是由法师主持仪式。
“普渡”仪式最后以“抢孤”结束。紧接着中元会的会员开始陆续到祭拜场地领取“福物”。此时，有些中元会理事们把纸扎的“大士爷”抬到一个铁制大筐中焚化，象征“普渡”仪式结束。有些中元会则在整个活动结束后才焚烧“大士爷”。当“普渡”祭祀仪式结束后，所设的祭坛则继续留在现场，让信众随时前来上香祭拜，直到“庆赞中元”活动全部结束。
综上所述，不论是家庭还是中元会举办的“中元祭拜”，都是构成新加坡 “庆赞中元”的核心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元祭拜”传承与承载了中国传统中元节核心的孤魂崇拜与祖先崇拜之宗教意涵。而中元祭坛的多元布局以及主持祭拜仪式者的宗教取向，亦显示出新加坡华人民间宗教佛道杂糅的形态与特征。
2、庆赞活动
如果说“中元祭拜”是新加坡“庆赞中元”中延续中国传统中元节中浓厚肃穆的宗教仪式与意涵的主要体现、故主持者与参与者均为道士、法师及中元会的炉主、头家、会长、理事长等，那么中元节的庆赞内容则是宗教化与世俗化的糅合，且伴随新加坡社会变迁而呈现动态的演化趋势。
当代新加坡“庆赞中元”主要包括酬神戏或歌台、标福物与中元晚宴等内容。一般说来，这三项活动是在“中元祭拜”仪式结束、会员领取了“福物”后才开始。不过，如果中元会是以地方戏曲、掌中班或木偶戏以酬神，酬神戏通常是与“中元祭拜”同时进行，并延续至整个庆赞活动结束。
（1）酬神戏与中元歌台
在庆祝神诞时上演酬神戏，是中国民间宗教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伴随闽粤移民的南来，这一传统也传承到新加坡。在移民时代的新加坡，每年的农历七月中元节期间，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热闹上演潮州戏、福建戏、以及掌中班、木偶戏等以酬神。《叻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华文报章对此具有详尽的报道。由于时代变迁，特别是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华文教育的衰弱与社会变迁、华人社会尤其是宗乡社群的被边缘化等，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年轻一代淡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被称之为“街戏”的传统地方戏剧因观众群的不断缩小而逐渐退出舞台。此种情形也制约了中元会的酬神戏形态与内容，其结果是“中元歌台”取代酬神戏，成为“庆赞中元”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所谓“歌台”，又称“流动舞台”，最初出现于1942年新加坡日据时期。但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才有“歌台”这一称号，并在六十年代达到一个发展高峰。不过受制于建国后新加坡社会变迁诸因素，“歌台”在七十年代逐渐没落，最终向酬神戏“七月中元歌台”方向转变。笔者的田野调查显示，至少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元歌台已经出现在中元节的庆赞活动中。到了八、九十年代，则基本取代传统的酬神戏，成为“庆赞中元”的基本活动内容之一。
“中元歌台”逐渐取代传统的酬神戏，既有深刻的社会变迁之原因，亦因其在表演内容与运作方式等方面的调整，使之能适应新时期华人社会“庆赞中元”的需求。
首先是“歌台”表演内容较传统酬神戏多样化。众所周知，传统的酬神戏多为地方方言戏曲，其内容较为单一。歌台与之相比则丰富得多。歌台的表演内容，即可有传统地方戏曲，更多唱的是福建歌，也有一些广东歌曲和英文歌。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新移民的增多，中文歌也成为主要节目内容之一。其他则有雅俗共赏的脱口秀、有杂耍搞笑表演等等。由于中元歌台表演方式的灵活与多样，使之容易应对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做出调整。
另一方面，“中元歌台”的包容与开放，也使此表演形态更具艺术魅力，从而更能为今天新加坡华人社会各阶层百姓所接受。在1995年以前，新加坡政府为了保护本地艺人，规定非新加坡人不得在歌台演出。1995年新加坡肾脏基金为了扩大其筹款范围，首次邀请香港艺人谭炳文、李香琴来新参与中元歌台的大型筹款活动。自此以后，中港台和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艺人进入了新加坡的中元歌台。这不仅使“中元歌台”聚合了中港台、东南亚区域乃至世界各地的华文民间表演艺术形式，且在大中华以外提供了一个世界华人文艺表演与交流的民间舞台，亦使“中元歌台”在“酬神”之外，也增添了筹款与公益的社会功能。
“中元歌台”的出现，即是新加坡建国后社会变迁的产物，其自身也随着时空的演化而不断改变。
经济是制约“中元歌台”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个最重要与直接的因素。根据报章记者采访的资料，从20世纪60-70年代至90年代，新加坡的中元歌台的台数从数十台发展到数百乃至千台以上。而在价格方面，则从一台数百元发展到数千元。从2006年开始，万元歌台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当地报章有关中元节地专题报道中。制约中元歌台生存与发展的直接因素是新加坡的经济。因为歌台的经费来自于“标福物”。如果经济状况不好，“福物”自然就“标”不到好价钱，中元会也就没有足够的经费聘请歌台。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曾经严重影响新加坡中元歌台的台数与价格。2007年新加坡经济好转，中元歌台又转趋活跃。不仅“万元歌台”增多，各地艺人也竞相在新加坡的中元歌台登场。鉴于“中元歌台”受经济因素的制约程度，以致被认为是“新加坡经济景气的指标”。由于“中元歌台”与经济景气与否直接挂钩，一些中元会因无法支付场地、歌台等的费用而被迫取消歌台表演或转而选择费用不高的酬神戏，从而给传统酬神戏在当代华人社会留下一些生存空间。
社会因素亦制约“中元歌台”的生存发展的空间与形态。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伴随新加坡社会变迁与华人文化发展，中元节已呈现两个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中元歌台”内容的改革。
一般认为，歌台是通俗的、草根的甚至有些粗俗。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要求改变“中元歌台”内容的呼声不断出现，许多歌台台主都在探索如何对歌台内容进行改革，使之能适应时代需求。以新加坡“丽星娱乐”制作执行总监陈志伟为例。他从事歌台工作已十数年，是新加坡歌台台主中名气较大且较为年轻的一位。在他对“中元歌台”改革的探索中，一方面要减低歌台宗教色彩，使歌台不再仅仅是与祭鬼拜神相关的舞台。另一方面，则使歌台与社区活动结合，增添艺术色彩（走入艺术殿堂），使之更加年轻化和艺术化。2014年，陈志伟的歌台在当年乌节路妝艺大游行上首次华丽登场。他认为，这次参与国家级的艺术表演之壮举，对“中元歌台”在未来的发展是好的开始。
另一重要变化，是“中元歌台”的表演地点逐渐从组屋区、商业区向工业区的转移。
“中元歌台”在工业区逐渐兴旺，是近些年来新加坡“庆赞中元”活动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该现象出现有很多原因，例如组屋区华族年轻一代对传统节庆兴趣淡化，导致中元会逐渐老化与青黄不接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兴工业区人潮聚集，工业区的公司企业和商家期待透过“庆赞中元”与歌台凝聚员工，促进公司发展。2014年中元节期间，位于福德二道的明辉父子公司除了举行祭拜“好兄弟”，还花费上万新元为公司员工举办“中元歌台”。由于工业区的员工来自华族、印度、马来等各种族，“中元歌台”由此正在成为一个多元种族同欢共乐的舞台。
总括以上所述，当代新加坡中元节呈现多元的“酬神方式”：其一、较有经济实力的中元会，聘请价格数千乃至万元歌台以 “庆赞中元”。其二、经济实力一般或会员对地方戏有特殊感情的中元会，以传统酬神戏“酬神”。其三、受制于经济等其他因素的中元会，取消各类“酬神”内容。此外，鉴于“中元歌台”相比于酬神戏所具有的世俗性特征，有助于非华族的参与观赏与促进不同种族间的文化了解、以及“中元歌台”对于新加坡与海外华人民间文艺发展的正面意义等，这些都是当代新加坡“中元歌台”如此兴盛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2）“中元晚宴”与“标福物”
如果说“酬神”活动在新加坡“庆赞中元”中带有一定的随意性，那么“中元晚宴”与“标福物”则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对新加坡绝大多数中元会来说，中元晚宴与“标福物”是同时进行的，有些中元会甚至称此活动为“中元标福晚宴”。“中元标福晚宴”通常安排在庆赞活动的最后一夜举办。如果庆赞活动仅一天，那么在当天中午12时或午后1时的“普渡好兄弟”仪式之后，傍晚随即举办“中元标福晚宴”。晚宴通常在午夜前结束，至此，也宣告当年该中元会举办的“庆赞”活动结束。
“中元标福晚宴”即是“庆赞中元”的重头戏，亦是具新加坡特色中元节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一、“中元晚宴”
大多数中元会的中元晚宴与白天举行中元普渡仪式同于一处。通常当中元会在午后举行的祭拜仪式结束、会员陆续来领取“福物”之后，中元宴席就在设有祭坛的普渡棚内摆开。近些年来，为了节约开支，一些没有举办歌台和传统酬神戏的中元会将中元晚宴设在酒楼。而那些会所内设有礼堂的宗乡社团，则会选择在会馆内举办中元晚宴。中元晚宴的规模，从十数桌到数十桌、乃至数百桌均有，“万人宴”也常见诸报端。
中元晚宴的一大特色，是为新加坡这个繁忙的商业都市提供一个让人们相聚的社会舞台。中元晚宴的参与者，除了中元会会员，还有会员的亲朋好友、新老邻居、同事、商场上的伙伴、朋友的朋友、社区基层领袖、国会议员等等。这些出席者涉及社会的政界、商界、企业界、以及来自新加坡全岛四面八方各个不同阶层的男女老少。
中元会主办的中元晚宴不仅有助于凝聚华人社会，还向马来人与印度人开放，吸引非华族参与。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多元种族庆中元”最早开始于1995年。这一年的中元节，“马林百列大牌84小贩中心兴兴社中元会”在中元晚宴中，设立了20席由马来和兴都厨师烹调的“特别宴”，招待回教徒和兴都教徒。在晚宴上，中元会将所捐得的2000元款项交给马来和印族两宗教团体。此外，出席晚宴的异族同胞还可拿到中元会赠与的十元红包。2006年报刊也报道了“新门广场中元会为马来同事准备回教餐”的新闻。笔者2006年在新加坡中元节的田野调查中，亲身参与、观察并记录了义顺福发宫、洛阳大伯公庙与相邻的印度庙共同庆赞中元的情况。
中元晚宴能够对非华人的开放，一方面显示华人对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则是新加坡政府鼓励的结果。“种族和谐”是新加坡自建国以来的国策。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新加坡政府以各种方式鼓励各种族和睦相处，避免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包括中元会在内的一些传统华人宗乡社团响应政府的号召，展开活动以吸引非华人参加。在华人接受与开放的情况下，回教徒的国会议员透过对马来人参与中元节的诠释，鼓励马来人克服宗教认知上的障碍，参与华人的“庆赞中元晚宴”活动。
“中元晚宴”的另一特色是它的慈善与社会公益的功能。在“庆赞中元”中进行慈善公益筹款，是当代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中元会很关注的一项内容，并正逐渐成为新加坡中元节活动内容的组成部分之一。“庆赞中元”与慈善与公益挂钩始于1978年佛教福利组织“观音救苦会”通过中元会筹募活动基金的行动。“观音救苦会”是一个赠医施药、济苦救贫的佛教公益团体。每年的开支达四十多万元，其经费完全靠民间捐助。自1978年以后，该团体在每年农历七月期间都到各种类型的中元会“标福物”与募捐，所筹集的款项已经成为该团体运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在这之后，很多教育、福利团体和慈善机构和社区福利基金会、华社自助理事会等，都在“庆赞中元”期间透过中元会进行筹款活动。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在1996年中元节期间提供的统计资料。这一年有下述团体获得较大笔的捐款：
全国肾脏基金：700多个中元会参与筹款，获100多万元善款；
广惠肇留医院：1987年开始通过中元晚宴筹款。1996年有900多个中元会参与筹款，获48万元善款；
大众医院：1985年开始通过中元晚宴筹款。1996年有560多个中元会参与筹款，获11万元善款；
德教太和观：1996年中元晚宴56个中元会参与捐款，获22万元善款。
中元会在晚宴上的慈善公益活动，主要经由三种方式进行。其一，慈善机构亲自到中元晚宴上筹款。其二、慈善机构制作“福物”，透过中元晚宴的喊标而筹款，例如新加坡全国肾脏基金，在1996年的中元节期间，就获得900多中元会为该基金会制作的“福物”喊“标”筹款。其三，中元会在晚宴的“标福物”过程中，直接将款项捐给社会公益团体或社区基层组织、学校、老人院等机构。
其二、“标福物”
在中元晚宴上，最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就是“标福物”。“标福物”始于何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标福物”的出现可能与新加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私会党的活动、以及他们筹集经费的方式有关。不过，此一说法还未得到相关史料的证实。
所谓“福物”，指的是经由道士开光的商品或物品。“福物”与一般的商品与物品相比，经由道士开光的“福物”，物品被赋予“好兄弟”超自然的灵力，从而使价格与价值脱离，成为具有超越实用价值的“福物”。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笔者开始关注新加坡的中元节以来，可见“中元标福”中的“福物”形态不断伴随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而不断变化中。在九十年代中期至二十一世纪初，多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如柑橘（象征“大吉”）、木炭（象征“乌金”）、发财米桶等。最近十多年来，许多中元会在所采购的物品中，除需具象征意义之外，也注重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类商品。如洋酒、电视机、影碟机、自行车、各种日用品、以及彩票、购物卷等。此外，另还有将象征意义与使用价值相结合的“福物”。如发财米桶、旺旺彩灯、发财炉、发财米糕、乌金大伯公神龛、风水球等等
“中元福物”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中元会向制作“福物”的商家订购；第二类是会员和参与晚宴者的捐赠，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基层组织等捐赠的锦旗、XO洋酒等“福物”；第三类是“普渡”仪式所用的物品和祭品，如香炉、大米、水果、发糕、蔬菜、三牲等，亦包括所设的孤魂棚内供给“好兄弟”使用的拖鞋、脸盆、毛巾、浴巾、衣服等各种生活用品等。
“福物”的价值是透过“喊标”而实现的。在新加坡“中元喊标”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笔者在田野研究中访问了一个具有近三十年经验的“喊标人”马先生。他告诉笔者，“喊标人”一般都有一份工作，仅在中元节期间兼职“喊标”。 “喊标人”除了中气足声音宏亮、能够带动会场气氛外，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必须用福建方言喊标；马先生是广府人，但他只有用福建话喊标，才可以将“福物”喊出高价。二是要运用福建方言的谐音喊出具有好预兆的内容，例如“168”即“一路发”等。
作为新加坡中元节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正如上文所谈，“中元标福”的直接功能在于筹集经费，是各中元会进行“庆赞中元”和慈善公益筹款活动的直接经费来源。
当“标福”台上所有“福物”都被参与者所竞标，中元晚宴也接近了尾声。在一片“发啊”、“发啊”的欢呼声中，晚宴的主持人、喊标人、慈善团体的筹款人、基层领袖、国会议员等与所有的来宾一起为当年中元节的圆满结束、为来年的中元会、为新加坡的未来干杯！
综上所述，在新加坡这个相当西化的商业都市，盛大、持续一整个月的祭拜孤魂“好兄弟”与祖先的“中元祭拜”，显示当代新加坡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另一方面，透过渗透浓厚世俗化与社会化意涵的 “庆赞中元”活动，新加坡的中元节也创造了“以歌台取代酬神戏”、“标福”、以及开放让非华族参与、为社会进行慈善公益的中元晚宴等新方式与内容。这些中国原乡与华人移民时代的“中元普渡”所没有的内容、伴随着年复一年地不间断地进行的“庆赞中元”，已经逐渐成为新加坡中元节的新传统。
四、代结论：“创造传统”与新加坡华人文化之建构
在东南亚华人文化研究领域，“传统”是经常被社会与学界提及的名词。这是因为，基于移民史等原因，东南亚华人文化形态主要传承自中国华南民间传统文化。伴随社会变迁与不同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情境，这些传承自中国尤其是华人移民主要祖籍地的中华传统文化亦历经了一个在地化的发展过程，进而创造性地发展出具有华人社会特色的文化传统。因而，如何理解“传统”、以及华人文化如何历经从祖籍地到在地社会的“传统转换”，就成为一个有助于了解与考察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有价值的切入点。
“传统”的定义在《辞海》中为“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英国人类学者ERIC HOBSBAWN在1983年提出“被创造的传统”的理论探讨。他认为：传统的持续性很大程度是人为的，“它们是对新的情形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以旧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是通过持续的形式来建立他们自己新的过去”。另一位华人人类学者陈志明总结前人对“传统”的定义和理论探讨，将“传统”广义地定位为“一种传统的文化原则或者文化类型，特别是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它从过去传承而来并浸透了文化意义和象征意义”。他将“传统”概念的讨论引入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领域，认为传统的活动提供了人们一种文化的持续意义，以及一种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在华人的情形中，传统提供了一个华人文化认同或华人意识的表达。藉由上述对“传统”的理解，本文试图从“创造传统”与“文化建构”的视角，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所考察与讨论的新加坡中元节，是近现代以来伴随大批中国华南移民南来拓荒而传播到新加坡的一个以孤魂与祖先为主要崇拜内容的中国传统节庆，该节庆至少在距今一千多年的宋元时期已经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
从中国的中元节到新加坡华人中元节，历经一个传承、演化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制约这一转变历史进程的是从殖民地时代到本土社会新加坡社会变化与华人社会建构与演化的时空环境。
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处于英殖民政府统治之下，华人移民社群整合与建构华人社会是当时的时代需求。在上述因素的制约下，移民时代的中元节，不再如中国传统社会般由官府主持中元节“公普”祭祀。另一方面，适应移民时代华人社会的方言帮群结构，中元节走入华人移民社群与社区，透过年复一年的“中元普渡”，有助于促进华人移民社群之凝聚与整合。换言之，受制于移民时代新加坡的人文环境与不同于祖籍原乡的社会需求，具有民间化与社群化特征与形态的新加坡中元节被从中国传统中元节中“创造出来”，并成为具移民社会特色的新加坡中元节之新传统。
1965年新加坡独立，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华人也从移民转变成为国家公民。面对建国后五十年来新加坡急剧的社会变迁，如何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如何维系与强化华人的文化与社群认同，是华人社会面对的新挑战。在此时空背景下，传承自华南原乡与移民时代的中元节再一次扮演重要角色，以传统节庆的“旧形式”创造性地发展出“新的过去”：
中元会的出现，适应了建国后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社会重组与加强社会凝聚力的需要。从社团分类看，中元会已经成为当代新加坡聚合人群、凝聚社会认同的基层的民间组织。一方面，从庙宇、会馆到新镇社区与工业区的“中元会”，显示中元节已经成为维系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就地域分布而言，广泛分布于新加坡城市中心的商业区和郊区新镇的组屋居民区、工业区等的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中元会就像一条纽带，透过所主办“庆赞中元”活动，把分布在全新加坡各地、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阶层的百万华人聚合起来。
就中元会的组织形态而言，以“份”为单位的中元会会员构成方式，表明新加坡中元节创造了“公普”中有“私普”、“私普”与“公普”相结合的新形态。特别是会员中以家庭为单位的“份”，表明当代新加坡华人对传统亲属关系的重视。而中元会机构设置上与华人传统宗乡社团的渊源关系，对当代华人社会更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新加坡建国后，移民时代建立的具有社群边界的宗乡社团逐渐被边缘化，中元会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宗乡社团有互补作用。一方面，由于绝大部分中元会因没有社群边界而可以向全社会开放。另一方面，中元会所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有助于在当代新加坡的现实环境下扮演唤起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与华人社会凝聚的重要角色。
面对新加坡的社会变迁，传统中元节在 “庆赞”方式与内容也做出调整，从而创造出适应当下时代的中元节新形态与新内容。例如酬神戏被中元歌台取代，是因应新加坡建国后的语言教育政策、华人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传统地方戏剧的衰弱等状况。而马来等非华族参与中元节活动、在“庆赞中元”中加入社会慈善与公益内容，则显示了华人对新加坡的国家与社会认同，以及在新加坡的现实环境下，以关爱社会来淡化华族节庆的宗教色彩，以获取社会主流尤其是华人年轻一代对中元节的了解与认同。换言之，中元节在社会功能方面努力适应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文化的国情与社会现实，在坚持中元节庆中对孤魂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文化传承中，也增加了关爱社会与弱势群体、种族和谐等新内容，从而赋予这一文化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综上所述，当代新加坡的中元节，是在承继了华南原乡与移民时代的“中元普渡”传统而形成。在这一历史演化进程中，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与“制度化社会实践”的中元节，不仅承载了新加坡华人对祖籍地的历史记忆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透过对孤魂“好兄弟”与祖先崇拜的重视与祭拜，亦表明当代新加坡中元节与中国传统中元节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历经新加坡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变迁，当代新加坡中元节在坚持中国传统中元节孤魂崇拜的宗教意涵的同时，在“庆赞中元”的内容上已创造与新加坡国情与变迁相适应的形态，客观上促进中元节的演化与发展，也使蕴含了丰富历史社会文化内容的中元节成为新加坡华人节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作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的“传统”之所以具有“持续化”之特征，是因为其能够在不同的时空脉络下不断“被创造”地演进而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中元节为研究“作为持续性的文化原则和制度化实践或文化传承”的“传统”所具有的华人社会文化之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个案。
（感谢曾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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