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寒冷的季节因你的关注而变得温暖
摘 要
与一般的商号账册不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具有社群属性，是华人社团为所属社群建立与书写的经济档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以一个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社团—应和会馆为研究个案，运用该社团及其他相关华人社团保留下来的账本账册透过对这些账本细致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并结合会议记录、章程等文献，在移民时代新加坡的时空环境下，具体考察与讨论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本文首次提出华人社团经济的概念，并讨论华人社团经济所具有的维持华人社会运作与凝聚整合华人社群的双重功能。
关键词
社团账本 二战前华人社团经济 新加坡应和会馆
新加坡应和会馆：图片来自网络
在东南亚华人史研究领域，华人社团是海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华人社团扮演及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殖民政府统治的移民时代,由于那一时期的东南亚各殖民政府实施半自治的政策，会馆等各类社团就像华人社会的“政府”，不仅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承与发展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亦为华人社会运作提供基本的组织架构。为了让南来拓荒的闽粤移民在新土地上重建家园，华人社团不仅设立会馆，为不断南来的新客同乡提供最初的落脚点与聚合中心；也办华校、建医院、设坟山，以教育南来移民的子弟与传承中华文化，以及解决华人的医疗与身后丧葬祭祀等问题。为了承担上述社会功能，作为民间性质的华人社团，必须拥有足以支撑其各项运作的经费来源与财务制度。换言之，建立经济运作系统与财务管理制度，对于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团至关重要。
然而，受制于文献缺乏等原因，迄今为止的东南亚华人社团研究，多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华人移民的社群结构、方言群认同、华人社团功能等问题，对华人社团的财务制度与经济问题的讨论则基本不见涉及。本文以一个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社团—应和会馆为研究个案，运用该社团及其他相关华人社团保留下来的账册并结合会议记录、章程等文献，透过对这些账本细致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在移民时代新加坡的时空环境下，从社团经济的视角具体考察与讨论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
一、应和会馆：新加坡嘉应五属社群总机构
创立于1822年的应和会馆，是作为嘉应五属移民社群总机构出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舞台上。
在新加坡，祖籍为中国广东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五县之华人被称之为“嘉应五属”或“嘉应客家人”。新加坡开埠之后的第三年即1822年，嘉应五属移民成立应和会馆作为该社群的总机构。之后，伴随嘉应五属同乡不断南来拓荒，作为应和会馆属下的“五华同乡总会”、“嘉侨同乡会”、“ 兴宁同乡会”、“嘉应五属公会”、“梅蕉平同乡会”等社团相继成立。这五个同乡会和总机构构成新加坡嘉应社群的基本组织架构，并从移民时代延续至今。
为了照顾南来的移民同乡，殖民地时代的应和会馆先后设立坟山、医院、华文小学等，以承担其作为社群总机构之职能。光绪十三年（1887），应和会馆购置一百多英亩的土地作为安葬先人的“五属义山”，并在坟山内设“五属义祠”，以安放五属先人的神主牌位。1905年应和会馆创办应新学校。这是一所经英殖民政府正式注册、开新加坡现代教育之先河的华文小学，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现代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26年会馆还在“五属义祠”内设立应新分校，以因应更多华人子弟入学的需求。此外，为了帮助五属移民解决医疗问题，应和会馆还于1920年代设立嘉应留医院。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因新加坡社会发展和市区重建需要， “五属义山”在1965年后被政府征用。应新学校也因建国后新加坡社会和教育制度的改变而在1969年被迫停办。面对社会变迁的新形势，1969年应和会馆在政府拨回的四英亩土地上重建整齐划一的新型坟场，同时将保留下来的“五属义祠”重新修整以继续安放五属先人神主牌位，另外新建二层楼的“嘉应五属纪念堂”。纪念堂的一层安放骨灰瓮，二楼则作为礼堂之用。1998年应和会馆会所在确定作为新加坡国家古迹被保留（但部分应新学校校舍因公路建设需要被拆除）后进行翻修。历经新加坡从移民时代到本土社会的时代变迁，翻修后的应和会馆仍作为嘉应五属社群的总机构，且为适应当代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时空环境，在社会功能与运作方式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
笔者在多年的新加坡田野研究中，收集到一批二战前新加坡各类华人社团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近二百部应和会馆和其所创办与管理的应新学校的章程、议案簿、账本等。这些保存下来的文献尤以账本账册占绝大部分。应和会馆账本始于民国七年（1918），到1965年新加坡建国前共计有一百多册。其中从民国七年至二战后初期的各类账本有近六十册。除了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文献资料，作为移民时代新加坡广、客两移民帮群总机构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与“嘉应五属”同属客帮的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丰永大”等会馆、庙宇、坟山等，也都有相当部分涉及与应和会馆相关的文献记载。
从上述收集到的账本看，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团承传中国传统会计的记账方式，建立一个以“进”“支”为主要内容的账目登陆系统。账本的“码”是传统中国的“商码”，且以毛笔“由上而下”、“从右往左”书写账目。账目的登录，则为传统中国“天地账”的格式。账册的每一面分成“上、下两阙”，“上阕”为“天”，登录社团收入即“进”之账目。“下阕”为“地”，登录社团开销即“支”的款项。收集到的账本账册种类繁多，既有“日清簿”、“草记簿”、“草清簿”、亦有“进支月结簿”、“月清簿”、“逐月结册簿”、还有“往来总簿”、“杂费总簿”、“大总簿”、“总清簿”等等不同形态，十分复杂。
本文主要以上述账册为基本文献，并结合议案簿、章程等其他华人社团档案，透过对这些账册“进”“支”账目的细致分类、整理并进行列表统计与解读，在二战前新加坡社会的时空环境下，具体考察二战前新加坡应和会馆运作的经费来源与财务系统。
二、账本中所见应和会馆的经费来源
这一节，笔者从账本的“进款项”入手，讨论应和会馆运作的经费来源。
以下是笔者根据应和账本“进款项”列表整理的四份表格。表一是民国七年“进款”账目一览表。这是到目前为止保留下来的有关应和会馆财务的最早记录。其它三份表格是笔者从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应和会馆账本中，随意选取其中一年的“进款项”进行的列表整理与统计。
表1 应和会馆民国七年（1918）进款一览表
月份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一月至二月
店租
11条
417
三月
店租
9条共360元
2613
银行
“四海通”1500元
香油钱
大伯公庙750元
四月
店租
11条
408
五月
店租
10条
366
六月
店租
九条336元
665．5
银行
“四海通”进329.5元
七月
店租
10条
401
八月
店租
11条
429
九月
店租
10条
345
十月
店租
10条
460
十一月
店租
11条
443
十二月
店租
10条：415元
515
银行
“四海通”来100元
总计
店租
银行
大伯公庙
店租计：4380元
银行进款：1929.50元
庙宇香油钱：750元
7059.5
表2 应和会馆民国十五年（1926）进款一览表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上年结存
承乙丑日清部存来：740．81元
11700。71
承乙丑“四海通”存：10959.9元
店租
全年收来
9410
利息
李登郎来：700元
1315
黄云辉来：615元
双龙山（坟山）
地租：287.5元
490．50
开坟：150元
安葬：53元
祭祀
会底银
17
还款
客属总会还来
1900
其它
美朱律广告费
24
总计
11条
24857。21
表3 应和馆民国二十年（1931）进款一览表
内容
金额（元）
店租
8731
坟山地租
1363．08
息款
390
牌位与开坟
105
安葬费
39
总计：
10628.08
表4 应和会馆民国三十四年（1945）进款一览表
内容
金额（元）
店租
7163
地租
273.80
留医院租金
260
会底银
87
开坟费
995
安葬费
43
溢息（整会馆存款得利息）
2700
总计：
11521.80
上述表格内容显示二战前应和会馆财务运作中的主要经费来源：
其一、店租收入
从以上四份表格的统计，可以看出应和会馆在二战前的1918、1926、1932、1945四个年份的财务来源中，店租收入所占比重最大。其中最低为1918年1945年的62%，最高为1931年的82%。见以下表格的统计。
表5 店租在应和会馆财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览表
（1918、1926、1931、1945）
年代
店租（元）
总收入（元）
所占比例（%）
民国七年（1918）
4380
7059.5
62
民国十五年（1926）
9410
24863.30（扣除上年结存的11700元)
72
民国二十年（1931）
8731
10628.08
82
民国三十四年（1945）
7163
11521.80
62
之所以有店租收入，是因为会馆拥有产业。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十五日的记录，当时应和会馆有如下产业：
（1）双龙山新旧呀兰共八张；
（2）长江寮日本街新旧呀兰共四张（店三间，门牌481号、483号、28号）
（3）鹅槽路新旧呀兰共十四张（屋三间，门牌十五、十六、十七号）
（4）缴场街新旧呀兰共四张（屋一间，门牌八号），又新旧呀兰共五张，（屋一间，门牌九号）
（5）本馆“五城福地”三，共新旧呀兰二贴共九张
此后，会馆所拥有的产业不断扩展。到了1958年在重新修订章程的第十一章“产业”中，明确列出“本会馆所有之产业”的具体条文。其中涉及房产的有：
（1）直落亚逸街门牌九十八号及一0二号店屋两间；
（2）中国街门牌八号及九号店屋两间；
（3）马来街门牌二号店屋一间；
（4）小坡大马路门牌四八一号及四八三号店屋两间；
（5）爪亚街门牌一四0号及一四二号店屋两间；
（6）墨根西律门牌七0，七二及七四号店屋三间；
（7）美芝律门牌五二三号及五二五号店屋两间；
（8）直落亚逸街九十八号及一0二号对面之空地一块；
（9）纽马吉街门牌一三0号店屋一间；
由于文献的不完整，笔者看不到民国七年以前有关会馆购买产业的记录。但保留下来的账本，印证了1958年章程中会馆拥有房产的状况。
事实上，在笔者所整理的账本中，拥有店屋房产并出租，是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普遍做法，应和会馆并非特例。例如，根据新加坡永定会馆保留下来的“民国六年大总簿”、“民国十二年大总簿”、“民国十三年大总簿”、“民国十四年大总簿”、“民国十九年月清册”、“民国三十一年大总簿”等账本，都有“店租集”的目录。而与“店租集”相关的记录购置产业资金情况的“置产业集”则是另外一项。例如在永定会馆“民国六年大总簿”的“置业”条中，有“丁巳年英1917年 闰二月十二日买牛车水店去银6600元”的款项。此外，因店租而产生的纠纷也出现在账册中。永定会馆民国十二年立“大总簿”的目录中有“逐租店集”条“支租讼费去450元”的账目。即使是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华校，也有相当部分是以店租作为学校运作经费的来源之一。以应和会馆创办与管理的应新学校为例，从1928年至1941年，店租在该校总收入中所占的平均比重为12%。从以上这些账册记录的内容，说明购买店屋并出租以获取店租收入，不仅是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团运作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亦是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
其二、利息收入
如果说“店租”是华人会馆等社团以经营房产而获得的租金收入，那么“利息”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华人社团的一种理财方式。
从上述四表，都显示应和会馆的财务来源中包括利息收入。利息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银行利息。
从账本看，二战前应和会馆多将款项存在四海通银行以获取利息。如表一，民国七年的三月、六月、十二月，来自四海通银行的款项分别为1500元、329.5元、100元。表二，民国乙丑即1925年会馆在四海通银行里存有10959.9元。
第二、会馆出借款项所得之利息。
在保留下来的二战以前的应和会馆账本中，涉及相当多有关会馆出借款项以收取利息的记录。根据这些记录，应和会馆出借款项的对象主要是嘉应社群的侨领、嘉应商家及当铺、会馆兴办的学校、医院等。换言之，这是在嘉应五属社群内部展开的经济行为。从应和会馆借出款项者，不论个人还是团体均隶属于嘉应五属，即在社群的内部。
在表二，有李登朗和黄云辉支付会馆1315元息款的记录。查阅“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这笔款项来自民国八年八月初八，李登朗所借会馆的1500元、民国九年四月初五、黄云辉所借会馆2000元所支付的利息。
将款项借给嘉应商家、当铺以收取利息，这是应和会馆出借款项的另一对象。笔者整理了应和会馆保存下来的最早账本 “戊午逐日流水草簿”，涉及此类借款与利息的记录就有以下数条：
l 民国七年戊午十月十六日：同益兴借去大银 2000元；
l 民国九年庚申二月三十日，大和当借去大英银2000元，每月利息8厘；
l 民国九年庚申八月二十三：
收邱瑞昌隆（向会馆借1000元）乙巳十二月十一日至庚申八月十一日8个月来息款：80元；
收同益兴公司（向会馆借2000元）乙巳12月初一至庚申八月初一8个月来息款160元；
l 民国九年庚申八月二十五日
收大和当（向会馆借2000元）庚申三月初一起至八月初一止，五个月来息款80元。
除了嘉应社群的侨领与商家，二战前应和会馆还借出款项给其创办管理的应新学校与留医院。从收集到的账本、会议记录、叻报等华文报刊报道等文献看，应新学校与嘉属留医院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其所需较大笔之经费均主要来自会馆。例如，民国九年应新学校新建校舍，据“戊午年逐日流水草薄”记载，这一年学校向会馆借款1600元。再如，根据应和馆民国二十四年立“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应新学校因买店屋向应和会馆借4000元。过后每月还利息30元，每年则支付会馆利息360元，直至民国二十七年才将本金及利息全部还清。在二战前应和会馆账本中有“校款”条，专门记录会馆与学校之间的借贷经费之往来。
与出租店屋一样，应和会馆出借款项收取利息的做法，在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些社团还将此项经济活动写入章程及董事部会议记录。如丰顺会馆民国三年章程第十六条规定，“本会馆如存银若干——务由总理、财政、董事、职员议交何处生息”。章程中还载明，“议决将丰永大三邑众银五百大元正，每月贴息银一分两厘正，交由当铺生息”。永定会馆民国六年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财政处仅得存银壹佰元。如百元以上即当储入银号生息”。丰永大公会民国十四年二月九日董事会议案簿里，有“董事会议决将八千元放在大同当月息八厘”的记录。
上述记录显示，二战前华人社团的理财方式不仅透过现代银行，还有当铺及个人等民间渠道。
其三、与坟山相关的收入
如前所述，作为嘉应五属移民社群的总机构，应和会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设立“五属义山”与“五属义祠”，以解决本社群先人的丧葬与祭祀问题，由此坟山与祠堂就成为会馆的产业。在1958年修订的应和会馆章程的第十一条“产业”项中，包括“新加坡双龙山义山一座及义祠一所、新加坡双龙山风雨亭一座及纪念亭一所”的内容。而在章程的第十章“坟场”条中，则对葬地尺寸及价格做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表二至表五的内容，应和会馆与坟山相关的收入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地租。地租的产生，是因坟山内有些低洼地带仅适合种植果蔬而无法作为葬地，会馆就将这些地段出租。从议案簿对地租租金的讨论看，承租坟山土地者多来自嘉应五属。在表三、表四、表五中，可见坟山内地租的收入分别是287.50元、1363.08元、273.80元。二是先人丧葬与祭祀的费用，包括 “开坟”、“安葬”和春秋二祭的“会底银”等项。
值得提出的是，应和会馆在处理嘉应五属先人的丧葬与祭祀时，所收取的费用非常低廉。“安葬”与“会底银”均每位先人一元，“开坟”也仅十数元的费用。因此，虽然丧葬与祭祀费在应和会馆经费来源中属常年收入，但在会馆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非常小。以民国三十四年为例。这一年的“会底银”、“开坟费”、“安葬费”总计为1125元，约占该年总进款数11521.80元的9.7%。这充分显示会馆承担照顾社群所属成员这一基本功能。
其四、庙宇等其他收入
除了上述“店租”、“利息”、“坟山”这三项基本收入，在账册中还可见应和会馆另一项收入，那就是来自庙宇的分款与香油钱。在新加坡开埠初期，来自华南的闽粤移民因其方言的不同，在新加坡形成“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五大基本的方言帮群。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制约下，五大帮群为各自的利益或独立成帮，或互相联合，形成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在华人社会帮群对立与互动的舞台上，不少华人庙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庙宇不仅是宗教场所，往往也作为华人社会的组织机构，承担整合移民社群的重要功能。移民时代的“嘉应五属”，在方言群上隶属于“客家”，在华人帮群互动的架构上，则与“广惠肇”联合结成统一阵线。“嘉应五属”与新加坡另一客家社群“丰永大”的合作，将丹容巴葛福德祠作为两社群的总机构。而“嘉应五属”与另一客帮社群“丰永大”和广府帮的“广惠肇”的联合，则以共同管理的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作为广、客两帮群的联络中心。“嘉应五属”在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方言群与帮群所属对应于会馆的直接影响，就是获得上述两个庙宇的香油钱与分款。在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账本关于这两个庙宇分款的记录。例如应和馆民国十八年己巳岁起立《逐月结册部（1929-1935）》，在每个月的“进支数目列表”中，都可见“(丹容巴葛)福德祠是月来22元”的款项。另一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对应和会馆的分款记录，则见于应和会馆与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保留下来的账册中。
以下是笔者根据相关账本账目整理的所整理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分派应和会馆款项及使用情况表。
表6、新加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分派应和会馆款项及使用情况表
（1906-1933）
年代
款项（元）
使用情况
文献来源
光绪丙午
1906
2060
应新学校开办费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刊“本校史略”
民国丁巳
1917
625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民国戊午
1918
75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
民国己未
1919
125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
民国庚申
1920
1450
入“四海通银行”，作为应新学校费用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
民国癸亥
1923
200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应和馆民国十二年立“总清簿”
民国乙丑
1925
110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民国丁卯
1927
2000
应新学校
应和馆民国十六年立“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
民国己巳
1929年
5000
应新学2500元；
嘉属留医院2500元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乙巳岁立“日清簿”：“乙巳拾月二十九拜五日”、“来往总簿”、“月结簿”
民国癸酉
1933
1000
应新学校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1887-1933）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民国二十二年二月进支”：“息款对绿野亭分来一千元”。
总计
17235
应新学校、嘉属留医院
海唇福德祠绿野亭账本、应和会馆账本
以上内容显示，从1906年到1933年，应和会馆仅从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得到的十次分款就达到17235元之多。这说明，在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应和会馆的财务来源得到来自联合阵线的广、客两帮群的支持。
三、账本中所见应和会馆的财务支出
在会馆的财务运作系统中，经费支出是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讨论移民时代华人会馆的财务支出状况，笔者选择与上一节“进款项”相对应的“支出项”账册内容，列表整理成以下四份表格。
表7 民国七年（1918）十二月应和会馆支出款项一览表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津贴
应新学校2个月（每个月为100元）
200
与庙宇有关的支出
粤海清庙：167.86 元
1、 初九老爷宫敬神祭品：17。16元
2、 初九老爷宫做戏本：109。50元
3、 老爷宫题香油钱：1元
4、 粤海清庙门前演戏杂用两单：40。20元
259.26
北帝诞祭品：77.01元
转神祭品：14.39元
与殖民地政府有关的支出
工部局应新学校火饷费用：40.75元
563.78元
工部局门牌税：372.78元
贺皇家百年纪念：150元
贺皇家百年纪念车费：0.25元
与会馆、坟山相关的支出
看公所林三2个月薪金10元
52元
新年会馆用费：20元
看会馆黄桐薪金：10元
看义祠黄福薪金：5元
看仓库薪金：3元
收店税车费：4元
与出租店有关的支出
整店两间工料：124.65元
124．90元
看休整店的车费用：0.25元
公益
施彭运粦埋葬棺木
13元
其他
与绿野亭地事相关的费用：1.25元
4．5元
买拖把：2元
杂费：1.25元
总计
1217．44元
表8 应和会馆民国十五年（1926）支出款项一览表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上年结存
存四海通银行
5063．09
借款
客属总会借去：3000元
4700
应新学校借去：1500元
嘉属方便留医院借去：200元
津贴
应新学校
3360
公益捐
捐客属总会：2000元
2250
捐保良局：200元
捐芽笼火灾：50元
恤老费
谢老初等四人回唐川资，每人15元
60
行政费
公事费：82元
2572．26
薪金：1414。01元
买桌凳：200元
杂用：877。25元
筹办费
嘉属方便留医院
400
休整费
休整会馆、双龙义（坟）山、出租店屋、水沟、绿野亭坟山等的工料银
637．97
福酌费
关帝诞、财神诞、中元节、大伯公诞、董事部交代宴席等
426．51
祭祀费
春秋二祭、会底拨牲、会馆与双龙义山中元节度孤等
321．69
与殖民地政府相关的费用
水饷：170元
4486．80
火饷：446元
纳地税：26元
抽街（店税）三季：3844。80元
保险费
先施保会馆
159
总计
24437.32
表9 民国二十年（1931）应和会馆支出款项一览表
内容
金额（元）
津贴应校（每月165元，共计12个月）
2100
分校（每月20月，共计12个月）
240
恤老（每名15元）
15
开销
27
公益捐
无
印刷
63.90
报费
38.40
电话
175
休整
412．82
车仿
160
纳地税
21.5
抽介
353．92
保险（投保“亚洲保险公司”）
221．65
置物
38．61
薪金
1182
福酌
72
祭祀
690.15
会底
12
杂用
297．17
总计
6001.12
表10 民国三十四年（1945）应和馆支出款项一览表
内容
金额（元）
津贴应校（每月80元，共计3个月）
240
战时生活津贴
1020
公益捐（3月7日捐本区救济金）
20
分校（每月20元，总计3个月）
60
印刷费
59.40
报费（1-8月买“昭南日报”、“南洋”、“星洲”、“华侨”、“新民”各报）
329.60
广告费（9月30日星洲日报登“选举大会启示”）
4.05
水火费
108
电火费
220
休整费
979.20
门牌税
1632.48
地税
282.50
电话
163.63
薪金
2344
应酬费（主要为接待来宾与发给贫难侨）
222
福酌
515.70
祭祀
412.60
贺仪
3
车费
270.90
杂费
3278.60
公事费
619.52
文具费
108.8
整义祠
1750
整会馆
1200
开销
660.92
总计：
16504.9
上述表格显示二十世纪上半叶应和会馆财务运作中，经费支出的主要内容：
第一、与嘉应五属社群相关的支出
在应和会馆的支出经费中，最大的一项是常年津贴应新学校办学。根据应新学校校董会章程，“本校每月经常费由应和会馆酌拨款项津贴”。从保留下来的各类账本账目的内容看，应和会馆主要以两种方式津贴应新学校。其一为不定期地为学校缴纳包括水费、电火费、地税等各种费用，以及为学校设备的建造与修缮提供经费。以《戊午年立逐日流水草簿（1918-1921）》为例，从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年，应和会馆为学校缴纳的各项费用的账目有数十条之多，其内容包括学校的“水饷”、“火饷”、“电费”、“马打薪金”、殖民政府工部局征收的各种税款等。此外，会馆还出资为学校进行“整堂屋”、“建浴房”、“扫灰水”、“改建厕所”等项。应和会馆另一种提供经费的方式是定期拨款“津贴”应新学校。应和会馆保留下来的账本，详细记录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半个世纪里会馆每月不间断地津贴应新学校的款项，其数目从每月80元至280元不等。根据笔者的统计，从1928-1943年，这些津贴数额平均约占当时应新学校经费来源的23%。
除了应新学校，对会馆所属的“嘉应留医院”、“五属义山”以及会馆产业管理修葺等项的支出，在账册中亦留下记录。正如表7 “筹办留医院去银400元”。其他如休整“嘉应五属义山”、与会馆产业相关的“整店”等账目，亦大量出现上述四表与应和会馆保留下来的其他账册中。此外，在上述支出款项表中，还有“恤老”条目。所谓“恤老”，即资助贫困的同乡回返祖籍地的费用，每人的份额为15元。这是会馆照顾社群成员的开支。
在会馆支出款项中，与祭祀先人与神明相关的款项，也是一项常年的开支。账本的条目显示，每年 “清明”和“重阳”前后，会馆都会举行祭拜先人的 “春秋二祭”。此外，会馆每年还会定期举办“关帝诞”和“中元普渡”民间宗教活动。相关活动的开支多记录在账本的“福酌”条中。
作为“嘉应五属”总机构，应和会馆的行政与办公等费用在支出款项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在上述的四个表格中，这些费用最大项的支出是“薪金”。其它方面包括订阅报刊的费用、电话费、印刷费、文具费、交通费、水电费、购买保险以及购买办公用品等一些杂费。
第二、与华人社会相关的开支
与华人社会各项相关事务的开支，是上述应和会馆支出款项账册表格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这些“开支”主要包括捐款与参与其他社团华人民间宗教活动等项的费用。
在捐款方面，如表七中的“公益捐”条“捐客属总会2000元”。表九中的“公益捐”条“捐本区救济金20元”等。再如应和会馆民国十九年“进支月结簿”有“特捐客总8000元”的款项记录。事实上，在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永定会馆等其他华人社团账本中，“公益捐”、“特捐”等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条目，显示各类捐款在华人社会所呈现的常态化特点。
应和会馆与华人社会相关的另一项开支，涉及华人民间宗教活动。如表7，民国七年十二月，应和会馆四次参与潮州社群所属的粤海清庙活动，支出167.86元；参与三水会馆的北帝诞活动，支出祭品77.01元。这类款项的记录，在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账本中还有不少。
上述内容显示，二战以前，应和会馆主要是透过捐助款项与参与其他社团民间宗教这两种方式，与“嘉应五属”以外的华人社群发生关系。不过，受制于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应和会馆所参与的均是其所隶属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总机构内广客两帮群，如客属总会、广帮的三水会馆等。而与潮州社群的关系，则主要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在这之后，在账本、议案簿等文献中，已基本不见嘉应五属参与潮州社群活动的相关记录。
第三、与殖民政府相关的开支
上述表格的内容，还显示应和会馆另有一项是与殖民地政府相关的开支。这些开支主要涉及两部分：一部分是殖民政府向华人社团收取的各项税。如社团税、地税、门牌税、等等不同的项目；另一部分是会馆参与殖民政府经济与社会活动而支付的费用。如表7 “贺皇家百年纪念及车费总计150.25元”。另，《应和馆民国二十七年戊寅立“进支月结簿”》有购买政府公债505元的账目。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运用新加坡应和会馆账本等其他历史文献，并以该社团为个案，从经济层面考察与讨论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这项研究虽然还有许多需要深入了解的内容，但本文的研究已显示出与一般的商号账册不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具有社群属性，是华人社团为所属社群建立与书写的经济档案。透过对这些账本细致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与具体地了解移民时代华人社团经济的历史图像。
在这幅历史图像中，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建立了一个足以支撑华人社会各项运作的经济系统。这个系统重要与基本的功能，是透过对地产、坟山、借贷款项等经营，为包括应和会馆在内的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团承担诸如设坟山、办医院、建华校等社会功能提供经费支持与经济保障。
另一方面，华人社团的经济系统亦具有整合与凝聚社群的重要功能。在本文的考察中，二战前新加坡应和会馆所建构的财务系统，具有明确的嘉应五属社群与广府客家的帮群边界。透过应和会馆与嘉应五属侨领、商家、应新学校、嘉应留医院之间的款项往来、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对应和会馆的分款、以及应和会馆参与所属帮群内社团各项活动而支付的经费款项，从经济层面维系与强化了作为嘉应五属总机构的应和会馆与属下社团以及与所属帮群内其他社团之间的凝聚与认同。
上述有关移民时代华人社团经济系统双重功能的讨论，有助于思考华人社团账本的文献价值。众所周知，记录自己历史的华人社会文献，大致可分成文字类的碑铭、会议记录、章程、名册等文字记录与数字类的社团账本账册等两大类。这两类文献在记录内容与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文字类的“碑铭”镌刻了华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会议记录”记载了华人社团每年、每月或数月一次举行的董事会、理监事会、“同人大会”等各类会议的内容。而华人社团账本则是以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的方式，透过账本所属社团对其管理运作中所有往来账目系统、细致的登录，真实、具体且不间断地保留了账本所涉及年代华人社会内部的社群关系、认同形态、管理系统、运作方式、华人社会与殖民地政府、与祖籍地及祖籍国中国的关系等的记录。换言之，账本是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它不仅为研究者提供可与碑铭、会议记录等互为映证的文献，亦因其记录的内容与方式具有真实、具体、细致、全面、连续等特点而能够给予研究者以新资料与考察视角。
本文运用社团账本研究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社团，期盼可以为学界提供一项有益的尝试。
（注释省略，原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曾玲教授专辑
曾玲：《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 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下）
曾玲：《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 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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