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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大图：在古楼进行营救行动的（左起）端洛浦、毕麒麟和史必迪
资料来源：Swettenham, A. Frank. (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1874-1876 (p. 48). Kuala Lumpur,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说明：瑞天咸于1874年2约日绘制于古楼河
三月八日是国际上纪念女性权利运动的节日，在这个女性相关的时节中不免让笔者想到百年前在马来半岛边区拿律生活的女性，以及《邦咯副约》签署之后英政府的一次妇女营救行动。
1874年1月20日下午，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Sir Andrew Clarke）在与马来统治者和华人头家达成协议之后，便随即发出一道命令，指派端洛浦（Samuel Dunlop）、瑞天咸（Frank A. Swettenham）和毕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三人尽速乘坐柔佛号（Johore）前往拿律，与人在当地的史必迪上尉（Captain Speedy）一同处理后续的维和任务。
总督所给的指示非常明确，其首要任务除了是解除当地武装，并恢复锡矿生产之外，接下来就是营救当地妇女了。
其实在谈拿律过去的历史时，一般多只关注政治、经济和华人会党的问题，女性的课题一直不在聚光灯底下，使人无法看见。所幸，瑞天咸的工作日志（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1874-1876）详细地记载他们在拿律的营救过程，使得我们可以藉由他的文字走入前殖民时期动荡的马来半岛边区，“看见”当时拿律女性的概况。
照片1：参与拿律妇女营救行动时年仅24岁的瑞天咸，这名年轻小伙子即是日后的海峡殖民地最高统领。
资料来源：Wright, Arnold., & Cartwright, H. A. (Eds.).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p. 101).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前殖民时期的拿律妇女
前殖民时期的拿律是相当封闭且高度依赖锡矿产业的边区社会，当时的自由移民不多，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为了开矿而被特意引进的男性移民，使得这里的性别比例极为悬殊。
这个现象多少能够从太平附近的义山反映出来，例如当地最早的增龙冢山，笔者曾抄录该处墓碑，在其中可辨识姓名的48个墓碑样本之中，只有一个属于女性墓碑（照片2）（该区墓碑年代介于1860至1880年代）。而根据英国官方在1879年对于霹雳王国华人人口的统计，全霹雳约有1万9114名男性华人，女性华人则只有1259人，性别比达到1518，换句话说，大约每150名男性当中，才有1名女性，此悬殊的性别比例是目前正常情形的十倍。
照片2：增龙冢山的女性墓碑，墓主为南海籍的“黄氏”。从形制上看来，黄氏似乎未婚。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8月2日摄。
在女性人数稀少，社会充斥男性的环境里，女性很多时候会成为物以稀为贵的“资产”。当时出现在拿律的女性，很大部分都是因为服务男性人口而出现，这种存在相当具有功能性。在性别单一且封闭的边区社会中，男性的性需求变得特别显着，妓院遂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当中所牵涉到的利益甚巨，因而成为头家与利益集团竞相争取的特许经营生意。
实际上，当时马来亚许多公司（kongsi）的雄厚资产当中，除了靠挖矿所得的收益之外，他们更透过这些专营事业来把原先支付给底层劳工的盈余，重新从他们身上赚回来。底层劳工散尽家财后，公司也可以透过赊债关系，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学者麦留芳和黄贤强也指出，公司与这些专营事业是共生的，一些公司（会党）成员也受雇为妓院的保镖或打手，负责保护妓院利益、监视妓女以及惩戒一些嫖霸王妓的嫖客。
拿律的娼妓产业
回看瑞天咸的工作日志，在英殖民时期之前，义兴公司便已经在拿律经营妓院。除义兴之外，海山阵营也有贩卖娼妓的记录。日志所记载的女性，她们极大部分也是因为娼妓行业而被送往拿律。
作为十九世纪马来半岛的人口稠密区，拿律的妓院其实不少，无论是在义兴系统或是海山系统的庙碑里，都不乏疑似青楼的捐献记录。
根据黄贤强对于槟城娼妓史的研究，当时期的妓院都喜欢用香艳或代表女性温柔的名字，拿律的妓院也能够找到这些特色，例如粤东古庙的义香楼、群玉楼、翠花楼、至香楼、桂香楼、丽芳楼、远香楼，马登绥靖伯庙的彩芳楼、得胜楼、金石楼、会胜楼、金玉楼、泗顺楼、彩悦楼、月仙楼、宴花楼、彩胜楼、胜香楼、叙花楼、锦香楼、品芳楼、赛香楼；何仙姑庙碑中更有所谓的“青楼缘簿”，使我们明确知道那些商号的属性，如：富月楼、禄凤楼、影相楼、德顺楼、润胜堂、两顺楼、泗顺楼、满发堂、新月楼、彩悦楼、新发堂、新合意、妙香楼、得心楼、锦绣堂（照片3）。
这些妓院基本上都是出现在广东社群的庙宇，主要与当时广东省官吏对于女性外移人口不加限制，出洋较易有关。到了1899年太平矿业开始走向没落时，太平仍然拥有25家妓院。
照片3：太平何仙姑庙《重修本庙碑记》“各青楼缘簿”中的妓院（1909年）
资料来源：白伟权整理
娼妓从何而来？
拿律有多家妓院，相信娼妓业相当兴盛，那么，这些妓女究竟从何而来？根据瑞天咸日志中的访谈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历程，有的是被绑架而被迫入行，像是Li Ah Kaw，她在中国就被绑架，然后被带到槟城来，槟城的中介人再把他卖到拿律的吉辇包（Klian Pauh）去当妓女。
从瑞天咸日志里头，笔者也发现有几名女性前来拿律的中介人都是同一人，例如Pah Ong和Li Chi，前者还有记载当时购买女性完璧之身的价格，他以180元买进Ho Choen Tong、以150元买进Lo Kang Kiu。后者则买入Liong Sing Kam及Li Loo Kwai。由此看来，妓女在供应上是相当有系统的。
有的妇女则是自己卖身入行，像是先前提到的Lo Kang Kiu，她以150元卖身当妓女，后来自己一点一点地存钱赎身，但之后来又来到拿律当妓女。Ho Choen Tong也是，她自己卖身来当妓女，后来自己赎身。也有的原来是已婚女性，但在战争期间被敌方虏获而入行，例如Ng Cheng Ho，他与四邑籍的Leow Ih Seng结婚，后被马来人送入古楼的公司，之后才被一名海山成员以30元赎身。
在来源地方面，拿律绝大部分妓女其实都并非是直接从中国运来，而是先在槟城落脚，有的甚至先在槟城入行，后来再来到拿律妓院。这与槟城直接从中国引进女性的经验有所不同，拿律作为槟城的复地，加上拿律公司大多都来自槟城，因此往往成为拿律物资的供应地，这些物资当然也包括市场所需的女性。
经过与黄贤强所搜集到的槟城妓院资料相互比对，拿律其实不乏与槟城一样的妓院名称，像是粤东古庙的群玉楼、桂香楼，分别在槟城的新街和港仔口街都有相同名称的妓院，此外，庙碑中也有一名叫做新娇的捐款者，该名字也出现在1903年槟城赈济广西饥荒的捐款名单当中，他可能是妓女或是老鸨。前述相同名称的妓院或许只是巧合，但若是槟城的分支，也是很合理的。
乱局中的拿律妇女
在女性稀少加上她们作为重要生产材的社会里，若没有国家法律的保护，每当战争发生时，妇女都会遭受不好的结果。历史上，拿律曾经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械斗，过程中胜利的一方除了会将败者的钱财取走之外，妇女也是他们的“战利品”。像是在第一次拿律战争当中，义兴阵营的妇女便被海山阵营虏获，最后被卖到苏门答腊的日里（Deli）去。
在第三次拿律战争当中，海山与马来统治者结盟攻击义兴阵营（四邑公司）。这次攻击行动中，义兴的8000人中约有6000人被杀害，只有不到3000人逃回槟城。过程中有许多来不及逃走妇女则被马来封地主卡伊布拉欣（Ngah Ibrahim）的军队虏获，这些妇女首先送到马登（Matang）（照片4）集中，接下来再被送到古楼和武吉干当那些效忠卡伊布拉欣的马来领袖那里。例如古楼的Mat Ali、Pandak Corik和Mohammed Saman。
记录显示Mat Ali收到妇女之后，就将她们转卖给当地其他海山成员。Pandak Corik手上则有4名妇女，Mohammed Saman则收了30名妇女当然，这些妇女并不见得一定是遭受到不好的待遇，据瑞天咸观察，一名在Mat Ali底下长8个月之久的妇女，就得到良好的照顾。
照片4：马登—拿律马来封地主的大本营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1月28日摄
但无论如何，这些在拿律动荡时局下生活的妇女，他们的生活经历都是充满波折的，以前述的Li Ah Kaw为例，他到拿律卖身后，也在这里被一名五邑人赎身纳为妻妾，但后来在一次拿律战争中，他们逃亡到马登的时候被义兴阵营所抓拿，他们让男人离开，自己则再次被卖到吉辇包。在第三次战争时，她又被马来人虏获，后来再以25元被卖到五邑公司去。
另一名Lo Kang Kiu在拿律战争期间，被马来领袖带到古楼之后，便以70元卖给五邑人，前述的Ho Choen Tong则被马来人以80元卖给五邑头家。这些女性有的被买来作为妻妾，有的则转卖进入妓院。值得注意的是，当中有一名被贩卖的女性年仅13岁。她若是被卖到妓院，其实在当时也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根据1889年霹雳宪报的记录，政府在1887年便规定5岁至16岁的女孩不得出现在妓院，该记录也提及其实妓院内许多14至16岁的女童，由于样子看起来十分成熟，因此难以识别她们是否违规，换句话说，当时的雏妓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拿律妇女的营救行动
为了营救这些妇女，瑞天咸等人带着军队到拿律的哥打（Kota）、吉辇包（Klian Pauh）、新板（Simpang）、马登甚至远到古楼、武吉干当等地，逐个聚落去与海山领袖及马来头人交涉，请他们交出所掠夺的妇女。当然，在营救过程中还是会遇上一些小阻碍，例如一些海山领秀听闻瑞天咸等人到的讯息之后，便漏夜将妇女匿藏至森林中，但是在随行的史必迪上尉的武力帮助下，他们表明在事情上不愿配合的海山领秀将被处以50下的鞭刑。他们也实际惩罚一名提供错误讯息的华人，将之在大街上执行10下的鞭刑，最终取得有效的警戒作用，因此整体来看，瑞天咸等人的妇女营救行动是十分顺利的，一些重获自由的妇女甚至开心地流下了眼泪（顶端大图）。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毕麒麟、瑞天咸、端洛浦等人令华人和马来统治者交出53名妇女。他们也负责安顿这些妇女，因此也和她们做了简单的访谈。访谈资料显示，这些妇女绝大多数选择返回槟城与亲人团聚，其余有的希望回到拿律市区（哥打），也有少数妇女自愿留在目前收买他的丈夫身边。也有的妇女虽然在槟城有夫婿，但表示丈夫已经有几名太太，因此选择留在拿律。也有人看似无奈地表示已不知要往何处去；有人则表示希望到任何一个宁静的地方，令人不甚唏嘘。
本文所提到的女性身处于性别比例悬殊、没有国家制度保障且形式封闭的社会，她们因为服务男性而出现，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是残酷且无奈的，与今天三八妇女节所强调的精神价值形成强烈对比。
这样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至今已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只有透过瑞天咸的文字才得以让她们的生命历程被我们“看见”。今天适逢三八妇女节，笔者严肃地在此将她们的名字一一列出，藉此将当今世人所给予的一丝尊严与纪念献给她们。这迟来的尊严，相信也是她们当时所无法想象的：
Fong Seng Ho、Li Ah Kaw、Wong Ah Hi、Chen Ah Yow、Ng Ah Yow、Chi tong Liu、To Choi Liu、Wong Ah Peng、Li Fung Chai、Ho Sou Quai、Wong Tong Choi、Ng Cheng Ho、Chan Tong Moy、Leong Geok Lan、Ho Yeow Chai、Liong Sing Kam、Li Loo Kwai、Che Tung Kok、Lo Lang Kiu、Chung Ah Kam、Chow Ah Yeow、Li Hi Choan、Ho Ah Saw、Yong Chong Quai、Ho Choen Tong、Lam Lok Moi、Ho Ngau Yuk。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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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1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ffairs of certain nativ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in the neighbourhood,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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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28 Straits Settlements.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protected Malay States. (In continuation of [C.-3095] of August 1881.),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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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A. Trocki. (1993).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gee Heng Kongsi in Singapore. In Ownby and Heidhues (Eds.), “Secret Societies” Reconsider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p. 89-120). Armonk, N.Y.: M.E. Shar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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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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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for the year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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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ttenham, A. Frank. (1975). Sir Frank Swettenham’s Malayan Journals, 1874-1876. Kuala Lump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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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2016），《国家、产业与地方社会的形构：马来亚拿律地域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变迁 (1848-1911)》。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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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贤强（2015），《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台北：龙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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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留芳（2017），《百年虚拟帮会》，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原载《当今大马》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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