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是亚洲首屈一指的顶尖大学，1956年的秋天，香港大学古朴典雅的本部大楼里学者政要云集，大家在此出席一尊华人铜像的揭幕仪式，以纪念这位先贤对大学所作出的贡献。
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也是座上嘉宾，他受邀为这尊华人铜像揭幕。这尊铜像正是我们所熟知的马来亚矿家陆佑（1846-1917）。几个月前，港大校方也将本部大楼内新修好的大礼堂（Grand Hall）以陆佑命名，称为陆佑堂（Loke Yew Hall）。
陆佑这位远在马来亚的矿家究竟与香港有何关系？他为何为香港大学所纪念，以致“陆佑像”和“陆佑堂”成为港大深具代表的地标。
图一：港督葛量洪1956年为陆佑像主持揭幕。
资料来源：Mellor, Bernard. (1980).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n inform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 109
拿律养成的矿家
陆佑祖籍鹤山，13岁（1858年）便南来新加坡打拼，经过几年的拚搏，约17岁时便成为兴隆号杂货店的东主。这时拿律正好处于锡矿大开发时期，或许是人际关系的介绍，他在21岁时便将生意交由经理打理，之后便北上拿律寻求发展。
早年的拿律派系分明，陆佑初到拿律之时（约1867年），当地才刚发生两次严重械斗事件。年轻的陆佑在当地跟随贸易商陈畊全和新加坡义兴背景的福建籍头家吴秀水学习打理业务，担任行扛，因此有机会习得
各种经商之道。从陆佑的籍贯以及所跟从的头家矿主，相信他属于义兴阵营。在第三次拿律战争期间，据传他也尽忠职守，为义兴阵营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
陆佑在拿律学矿并累积一定的经验和资金之后，便开始与人合资开办矿场。他的关系不仅限于义兴内部，在拿律战争结束之后的英治初期（1876年），他也与大伯公会（建德堂）大哥邱天德在甘文丁合作开办矿场。与邱天德的合作一定程度上反映陆佑当时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成为具有实力的矿主。
陆佑前后在拿律待了大约15年，这段期间也正是他的青壮时期，因此在拿律这段时间的历练，对他未来作为矿家的养成十分重要。
首富之路：锡矿与饷码
拿律战争之后，随着马来半岛的马来封地界线逐渐打破，大部分地区被纳为英国属地，陆佑也在1880年代开始往近打地区发展。此外，他也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中马一带，他在雪兰莪的、万挠、沙登、新街场、双文丹，彭亨的文冬、关丹，森美兰等地都拥有锡矿场，成为闻名全马的锡矿大王。
除了锡矿之外，另一个让陆佑晋升马来亚首富的关键是饷码承包（revenue farming）。饷码是税收承包制度，针对一些需求量大的商业领域，特别是将今天被认为是“捞偏门”的行业，例如鸦片、酒、赌、当、妓院等产业设定为专利，将其经营权承包给具有很强社会控制能力的富商。
在那个时代，饷码税也是殖民政府最重要的税收入来源。陆佑在1880年代也陆续获得霹雳、雪兰莪、彭亨的总饷码承包权（General Farm），透过矿区控制与饷码承包这把双刃剑统揽殖民地所有最赚钱的行业，进而成为马来联邦其中一位最富裕的华商。
政治关系的经营
事业版图的发展往往与统治阶层关系的经营相辅相成，根据学者John Butcher指出，陆佑在承包饷码的同时，也经常会以对地方输捐作为回馈，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各种基础建设，使得地方政府能向中央交出漂亮的政绩。
例如他曾捐献大笔资金从事文冬道路的建设，因此获得彭亨参政司的信赖。他在投资雪兰莪万挠矿业时，也同时在当地建设道路。1893年，他也响应雪兰莪参政司的号召，共同建立吉隆坡的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Institution），就连当地主要提供印度人就读的英校Methodist Boy’s School成立时，他亦有捐献，成为创校人之一。
陆佑的热心公益使他深受统治者的信任，马来联邦总参政司瑞天咸更赞誉陆佑是他见过最富进取心（enterprising）的华人。综观陆佑所捐献的地区，都是他资本利益分布之处，足见投资与奉献两者的密切关系。
从南洋到香港：饷码最后的黄金岁月
1900年代，陆佑在马来亚已累积雄厚资金与丰富饷码经验，开始将触角伸至香港。他于1905年注资香港，协助一家面临亏损的鸦片饷码税公司。1906年开始，他才以个人名义从港英政府手中获得香港鸦片饷码权，此举可说是陆佑与香港产生连结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陆佑虽然承包香港的鸦片饷码，但他在当地华人社会里头似乎并不活跃，在一些重要庙宇或是主要华人公共组织（如东华三院）都未见到他的名字，有别于他在马来亚基层社会的运作模式（赚钱、投入华人社会、担任各地华人组织的领袖）。由此也凸显他在香港的发展主要仰赖的还是雄厚的资金以及与政府的关系，在港的“群众基础”反而不是他所重视的。
抵制鸦片声四起
另一方面，正当陆佑控制香港鸦片饷码的同时，清帝国各地（包括与香港关系密切的广东）、日治台湾、美属菲律宾以及南洋各地华人社会也开始对吸食鸦片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有所醒觉。1906年，在马来亚各主要大城，如新加坡、槟城、怡保、马六甲等地陆续成立反鸦片会（anti-opium society），他们迅速串联，同时向殖民政府施压封禁鸦片，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随后，香港政府在压力下也正计划逐步取消鸦片饷码制度。
在一片抵制鸦片的声浪中，作为当时香港“鸦片大王”的陆佑自然也成为社会上批判的目标。在1908年，社会上也开始有传言指陆佑这位鸦片既得利益者威胁（threatened）香港政府，表示一旦禁止鸦片，就必须赔偿其饷码损失。
面对舆论的批评，陆佑特地透过报章访问以及香港的律师发表声明以驳斥相关传言，表示自己也乐于见到政府逐步封禁鸦片，并表明他不会要求任何的补偿。值得注意的是，此一争议发生之后，我们就无法得知陆佑是否还有承包香港鸦片饷码，而该地鸦片饷码制度也在1914年正式终止。
陆佑与香港大学
陆佑承包香港鸦片饷码期间（1905-1908），除了遇上日益高涨的反鸦片意识之外，也遇上了香港大学的筹建。卢吉（Frederick Lugard）在1907年接任港督之后，便开始着手筹划建设香港大学，陆佑也曾在港大开办后捐献了5万元。
港大现今虽然是一所财政丰厚的顶尖大学，但她在草创初期却维持不易，该校在1911年开幕之后的三年就面临连续的亏损，到了1915年（香港鸦片饷码制度终止的隔年）甚至出现存续危机。就在此时，陆佑向港大提供了50万元港币分20年摊还的免息贷款，顿时令港大渡过了倒闭危机。50万元对于当时的香港而言是一笔天文数字，因为香港的首富何东在当年的捐献也仅是10万元。而在港大建校前夕，从整个广州所筹措的捐款，也仅13万余元，因此陆佑的这笔款项贡献甚大。
图二：今被列为法定古迹的香港大学主楼。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8年3月1日摄于香港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陆佑帮助港大渡过难关的同一年，他也获颁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CMG）。隔年（1916年），港大举办了第一届大学毕业典礼，陆佑亦获颁了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就此成了港大的第一届“毕业生”，但他当时并未出席典礼。该年与陆佑同梯的名誉法学博士还有许多马来亚一带的熟悉面孔，包括张弼士、张耀轩以及伍连德。
陆佑的捐款或许出自其一贯对教育的重视，以及与殖民政府关系密切，回馈社会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在社会上一片对于鸦片的道德挞伐声浪当中，鸦片商对于社会公益的输捐，确实有助于让社会淡忘其负面形象。
马来亚学子与香港大学
陆佑的这50万元免息贷款并非没有条件，根据《香港大学校史》（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一书作者Mellor的记载，陆佑要求港大日后必须保留4个奖学金名额，供来自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清寒学子前来升学作为附带条件，此举也开启了港大与马新地区许多华人子弟的联系，本区也成为港大在香港本土以外，校友会规模最大的地区。
虽然陆佑奖学金主要提供马来亚清寒子弟作为升学奖助，但是在那个年代有能力升读大学的人，其家庭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许多来自本地大家族的子女取得陆佑奖学金负笈香港。其中也包含了槟城大伯公会领袖邱天德的族人，例如电学专科毕业的邱崑发和工科专业毕业的邱义利，他们的毕业庆功匾额（“学究雷车”、“业满成功”）至今仍高挂在槟城龙山堂邱公司的祠堂当中。港大在1916年才有首批毕业生，而两人分别在1921年（民国十年）以及1924年（民国十三年）毕业，可算是港大最早的一批毕业生了。
图三：邱公司祠堂墙上高挂的毕业庆功匾额。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7月30日摄于槟城龙山堂邱公司。
除了邱公司之外，一些马来亚头家及矿家的子女也拿这笔奖学金前往香港升造，例如在1936年，银行买办与戏院东主Foo Win Poe的长子Foo Yeow San，以及万里望矿家刘发荣的公子刘维汉，刘维汉也是后来的怡保市长以及霹雳州马华公会主席。该奖学金至今仍然存在。
铜像制作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知陆佑与香港大学的渊源。到了1950年代，港大已经茁壮成长，成为本区域首屈一指的大学。1955前后，为了念陆佑的贡献，港大校方特地到马来亚征集陆佑的照片，以便为他制作铜像。后来校方选择了其子陆运涛私藏的父亲近照，于是便送往伦敦，由著名雕塑家Pilkington Jackson操刀。
这张照片是晚年陆佑的站立照，他身穿唐装身披袍子，左手拿着帽子，背景却是热带的椰林，该照很可能是1916年港大校长义律爵士（Sir Charles Eliot）到吉隆坡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予陆佑时所拍摄，因此他身上的可能就是博士袍和博士帽。雕塑家根据此照片配合自己的巧思，所雕塑出来的陆佑铜像也添加了原照片所没有的骑士勋章。
港大这尊陆佑像与吉隆坡陆佑墓上由英国雕塑家Frederick John Wilcoxson于1926年所雕塑的铜像大致相同，都有雕上勋章，惟墓上的铜像为全身像，手持的方向也有所不同。
图四：陆佑的近照。
图五：港大本部大楼的陆佑铜像。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8年3月1日摄于香港大学。
图六：陆佑像目前放置在本部大楼陆佑堂楼上的中庭，惟铜像右上方的禁烟告示与他作为香港鸦片饷码商的身份相映成趣。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8年3月1日摄于香港大学。
香港与马来亚距离虽远，但是因为共同的殖民体系而有密切互动往来的契机。从陆佑在拿律的养成，马来联邦的发迹，到香港承包鸦片饷码、港大财政危机的解决，一直到港大陆佑像的设立，都揭示了同一殖民体系的地方之间密切的资本流动、知识流动，以及社会上密切网络关系。
也因为这层关系，使得香港在某个时代上而言，会被归类为南洋或东南亚的北缘，为南洋华人社会的其中一部分。这个过程也使得我们今天走在香港的街头，经常容易见到一些马新地区的元素，这种特色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较少见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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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东吴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原载《当今大马》 2018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