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中世纪第一世界的强国记忆
每一位马来人都有一个巨港强国的回忆：三佛齐和马六甲王朝曾经的三分天下（充当海上丝绸的贸易中转点），称雄东南亚诸国，构成了马来人身份认同的最直接来源。
在公元7世纪-14世纪（大约相当于中国唐朝到明朝初年的历史），三佛齐占据了今马来西亚的大部，印度尼西亚的西部，首都设在巨港城；三佛齐人民风彪悍，善于水战，他们为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运货回中东提供补给中转站，也为印度商人来东南亚贸易提供武力保护，以此获得了巨量的国际贸易利润，因而国力强盛，称霸一时。
尽管三佛齐的很多国王接受了中国皇帝的册封，也履行了朝贡的义务，但三佛齐人仍然认为自己是独立于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第三方势力，他们甚至鼓励本土学者，寻找以及创造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优越性。
如果说中世纪（5世纪-15世纪）有第一世界的话，三佛齐人认为自己和华夏、阿拉伯属于第一世界，欧洲、非洲以及东南亚诸国属于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三佛齐灭亡后，马六甲王朝继承了衣钵，但马来人的信仰却从佛教逐渐转移到了伊斯兰。
马六甲国王从永乐皇帝的册封中获得了法统，从郑和主导的西洋贸易中，得到了充分的好处，马六甲得以重新统治马来半岛，但历史很快进入15世纪，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先后到来，马六甲王朝分裂为数百个的大小邦国，马来半岛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
在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的争斗中，英格兰人最后获胜，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将马来西亚各邦变成自己的保护国，然后以海峡殖民地（新加坡）为前进据点，通过军事威胁、经济利诱、民族挑拨（华夏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争斗）等高超的统御技巧，又将马来各邦国变成直属管辖殖民地。
尽管英国殖民压迫异常残酷，但客观上也为马来半岛的统一提供了最好的温床。早在三佛齐王朝分崩离析后，马来半岛就分裂为数百个大邦国、小贵族领主（马六甲王朝只实现了部分统一），隔离500年，都宣称拥有独特的文明。在经济和政治、文化层面，隶属于不同的大国：如马来北部的吉打邦、吉兰丹邦以及丁加奴邦，是暹罗泰国的势力范围；西部海岸的马六甲州、雪兰州与苏门答腊岛（今属印尼）东海岸的人种更为接近，
三佛齐和马六甲王朝都是以贸易立国，马来人因财而聚，并没有形成很强的向心力文化，隔离数百年，独立情绪更盛。英国殖民者通过暴力手段，把这些独立邦国完成了行政隶属的统一；同时在马来半岛建造铁路、海港，以方便为欧洲提供锡矿、橡胶、木材等原材料，客观上让马来半岛完成了市场的统一；而英国特别是日本殖民马来半岛期间，通过刻意排斥华夏人和印度人，制造民族矛盾，强化穆斯林信仰+本土生的马来主人地位，形成了马来人民族认同的统一。
行政隶属、市场、民族认同三统一，量变引发质变，唤起了马来人，国家独立和民族独立的思潮。
三佛齐王朝
裂变：马来西亚的新文化运动
国家独立和民族独立的思潮萌芽后，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出现在马来人眼前：为什么马来人落后了，为什么马来人先后被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
或许是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发，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精英也开始讨论一些触及灵魂的问题：为什么马来人没有“塔玛敦”（tamadun）。这是一个新造的词语，用以指技术文明，与中国文化精英反思儒家文明为什么没有诞生科学和民主一样。
在当时的一个表达现代主义伊斯兰杂志《伊玛目》上，穆斯林精英沉痛的说：马来人被白种人征服了，我们要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反帝，反‘封建’；通过加强传授下一代西方技术，实现马来西亚的独立和富强。
但是，由于近代的马来半岛上，华夏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三分鼎立，华夏人一度超过了一半人口，占据着城市中心、控制了马来半岛上大部分的商业和矿产资源；穆斯林精英担心对传统[全面否定]，[全面西化]，将使得马来人失去团结的纽带，在与华夏人竞争中，被驱赶出马来半岛。
在马来亚人萨赫恩.艾哈迈德撰写的一部影响力很大的小说《部长》中，虚构了一个未来：华人掌控国家，马来人被驱赶到丛林。《部长》暴露了马来人对华夏人深深的恐惧，是马来版本的《黄祸论》。
所以，为了对抗印度人和华夏人，穆斯林一些开化精英和青年才俊对传统与宗教的落后面批判浅尝辄止，不够深入，现代化、世俗化的理念仅停留在精英上层，并没有深入马来民众的人心，效果非常有限，这对此后马来西亚进行现代化、工业化，起到了非常强大的拉阻效应。
重生：马来官、华夏商、印度农的混血马来
1957年，马来西亚取得了独立，但直到1970年之前，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重心是在消除华夏人、印度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更直白的说：通过政治博弈，从华夏人、印度人手中，争夺更多经济权力。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英国殖民以及其后的日占时代，马来西亚形成了殖民者和马来人掌握官僚系统，华夏人控制商业和采矿业，印度人喜好种植园的格局，也就是说，马来半岛的经济大半被华夏人占据，城市中心居民也主要是华夏人，独立后的马来人想要改变这种状况。
所以，除了接收英国和日本的殖民产业外，独立政府再次强化了马来人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特权。
代表华夏人和印度人权益的政党马华公会以及马来印度国大党，[竟然]承认了马来人作为“大地的子女”的主人地位，接受马来西亚官僚系统中马来人的数量占80%（但独立时马来人的人口比例还不到50%），接受马来语作为官方教育语言，接受马来学校中马来人多占名额，接受华人办的企业，必须由马来人参与，且给予股份。
作为回报，马来政府承认华夏人和印度人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一分子，同时掌权的马来人还致力于培养一种新型马来公民：他们忠诚于国家，而不是任何民族、宗教和社区；把马来官、华夏商、印度农打造成一个有高度认同感的混血马来人。
不过，这种对华夏人、印度人的公开歧视，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是导致马来西亚工业化功败垂成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我们后面的章节会专门论述。
1960年代的大马
烙印：出口型经济的重新起航
由于在1957-1969年，马来政府重心在华夏、印度和马来人的经济权力博弈，经济成就一直不温不火。
1970年，马来西亚仍然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制造业产值占GDP比例不到13%，在当年出口的5种主要商品中，仍然以橡胶、锡、木材、椰子等农产品、工业原料为主，占据了出口额的78.4%。
尽管如此，这也是英国留下的宝贵遗产，英国通过殖民时代的运营，为马来西亚奠基了锡矿、橡胶等初级加工业的基础，并通过建造铁路、港口和城市，打通了全国的经济网络，更可贵的是，开拓好了橡胶、锡、木材以及石油在欧美的市场。
《马来西亚史》评论说:马来西亚继承了一种东南亚国家都羡慕的出口型经济，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独立政府同意延续这种经济结构。
这也是无奈之举，马来政府曾经在1958年雄心勃勃发布了‘先导工业法令’，意图实现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但由于马来国内市场狭小，本地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无法靠自己完成资本积累，反而影响了对出口型产业的资本投入，最后不得不放弃。
当然了，马来无法实施重资金、回报周期慢的重化工体系，也和马来三族鼎力，数目不菲的苏丹、邦国守旧贵族相互争夺利益，无法形成合力有关，这里需要再次明确，马来西亚是一个联邦国家，各州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还有数不清的、拥有特权的小邦主。
马来西亚几乎没有进行的土地改革，也阻碍了他进行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
大马华夏人新农村生活
悖论：大与小，骑墙与一边倒的地缘经济学
马来西亚等亚洲四小虎无法靠自身完成基础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涉及到地缘经济这样一门显学。
大有大的难处，落后的大国无法依靠一两个分工产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像小国一样，在人均财富方面实现短时间提升，但大也有大的好处，大国可以依靠庞大的市场和人口，自行积累原始资本，进行重化工和基础工业化，虽然慢，但一旦到达突破点，不仅人均财富可以完爆小国家，更可以在科技、工业上达到NO.1的位置，甚至引领下一次工业革命，这些对于后发小国来说，望尘莫及，大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当然，后发小国也未必没机会在部分工业领域的实现全球领先，实现人均财富上的全球顶尖，但实现这个，除了有大意志，还要有地缘经济的大智慧。
这个大智慧是什么，就是政治上的一边倒，甘当全球超级大国的鹰犬，成为超级大国在某区域霸权的利益代言人，这样在超级大国产业升级后，才愿意转移给你中等技术，支援给你自身无法积累的宝贵工业资本。
日本初期背靠英国（对抗大清和俄罗斯）、后期背靠美国（对抗苏联和华夏），实现了百年崛起。
韩国也依靠处在对抗苏联和朝鲜的第一线，获得了美国巨额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实现了工业化。
这个支援力度有多大，给你举个例子：
1945-1961年，美国对韩国的无偿援助（包括工业品、资本和技术等）高达31亿美元，不包括贷款；什么概念？1950年苏联对新中国，只援助3亿美元，还只是无息贷款。
韩国李承晚和朴正熙政权，用这些无偿美援和欧洲、日本的资本，在1970年前就建立了发达的出口型轻工业。
进入1970年代后半叶，美国和日本由于掌握了更先进的科技产业（半导体、IT信息、通信等），便将一部分重化工业，包括钢铁、化工、船舶、汽车以及中等技术转移给韩国、湾湾等同盟国，韩国得以建立部分重化工业，成为韩国成功工业化和进入发达国家的关键密码。
但马来西亚既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前线，也没有和美国建立好到盟友的关系（大马选择了骑墙战略），更远离当时的全球主要市场（欧洲和北美）的辐射圈，唯一的马六甲航运优势也被新加坡抢去了。
新加坡被驱除出大马联邦，是由于马来人担心加上新加坡，华夏人在大马总人口的优势超过了一半，这影响马来主导大马联邦的战略，但也因此失去了马六甲航运的地缘经济利益。
可以说，马来西亚在20世纪后半叶，客观原因加上大马政府的决策，凸显它们的地缘经济优势不明显。
1970年代的韩国首尔
借力：跨国资本送我让青云
不过幸运的是，进入1970年代中后期，日本在得到高等技术，韩国、湾湾等这些美利坚盟友在得到部分重化工业以及中等技术转移后，便把劳动密集型的组装轻工业转移到了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四小虎地区，这给马来西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借着跨国资本带来的组装工厂、资本、低等技术以及欧美市场，马来西亚开始布局自己的（组装）轻工业。
当时的大马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提出“向东看”政策，敞开胸怀迎接全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特别是来自日本的，于是三菱、夏普、丰田以及耐克、三星、大众等跨国资本纷纷在马来西亚西海岸建立代工厂、组装厂。
一时，马来西亚的经济好风凭借力，增速上青云：并在1988-1996年达到了巅峰，年均增长8.47%，与当时的中国、韩国争先；人均GDP在1996年达到了4798美元，是泰国的1.6倍、印尼的4.2倍，越南的16倍，在东南亚大国中首屈一指。
在大好的形势下，马来西亚迅速从农业国向（轻）工业国转型：
1990年，大马制造业产值占GDP达到了44%，一个极高的水平，农业产值占比则从1970年的31%，降到19%。
在以雪兰、马六甲州为主的工业区，马来西亚建立了自己的汽车工厂、电器厂、机械厂，椰子丛林中的大马都市，一派欣欣向荣之象。
现代的吉隆坡
野望：第一世界工业国的愿景
在大马激情冲刺的1991年，总理马哈蒂尔雄心万丈的提出了：马来西亚2020愿景，即：在2020年，大马GDP增长8-16倍，达到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工业水平，让马来西亚重获第一世界的地位，如同历史上三佛齐和马六甲王朝，平衡于东方和西方，欧美和东亚，得到世人的尊崇。
为了完成发达工业国家的野望，马哈蒂尔认为马来西亚不能仅仅依靠出口型组装轻工业，必须产业升级，配套提出了“多媒体超级走廊”，试图探索出一条发展信息通讯和高科技产业的进取之路，“多媒体超级走廊”战略核心是：让大马成为“世界芯片生产中心”。
郑和和马六甲
无奈：从衣服缝纫到半导体封装的产业升级
但实事求是的讲，信息通讯和高科技产业作为欧美日韩的核心竞争力，是断然不会转移给外围国家的，甚至他们内部还在争夺。
1985年后，由于日本半导体领域和美国竞争激烈，半导体储存器全球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50%，这惹怒了美国，通过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日本半导体储存器征收100%的反倾销税，对韩国三星只征收0.74%的反倾销税，把日本半导体储存器打的推出了全球市场，韩国三星则趁势崛起。
法国电信巨头阿尔卡特被美国司法制裁，也是我们详知的故事。
欧美日韩联盟内部尚且打得头破血流，大马恐怕汤都没得喝，而靠自己发展，又回到了马来西亚发展基础工业、重化工业的难题：一是国内市场狭窄，无法积累的起研发高科技产业需要的巨额资本，另一个则是马来自身专业人才的严重欠缺。
大马想要发展信息通讯和高科技产业，但马来西亚的大学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理工科技术人才，缺口严重；更糟糕的是，在严重欠缺高技术人才的状况下，马来西亚的高技术人才竟然还在外流。
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大马政府对华夏人、印度人的“教育歧视”，高等学府给他们只留下极少的名额。这让大马的华夏学生在初高中时期就到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就读，或考取他们的大学，毕业后直接留在了当地工作。
这个名额歧视到什么程度？在2018-2019马来西亚大学预科班中，占人口近30%的华夏人，只得到了4.91%的名额，而马来新文化运动的浅尝辄止，导致大马社会和学生，不热衷技术岗位、技术专业。
欧美日韩不会转移技术，自身无法负担巨额研发成本，高端人才严重外流，最终导致马来西亚的高科技产业升级取得了面子上的成功。
为什么说是成功了？因为大马的确成了全球前几的电子通信产品以及半导体芯片的出口国，2017年，从大马进口的半导体芯片占中国进口总额的20.9%。
又为什么说是面子上的，因为这些大马的半导体芯片，都是英特尔、AMD的封装厂出口的，大马只是做高科技产品的组装，而不是自己的技术和品牌。
从衣服、电器组装、到半导体芯片封装，逼格高了，但内核没变。
梦断：97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击
大马的产业升级之路换汤不换药，同时组装+代工的比较优势却在慢慢消失，因为东亚华夏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崛起，跨国资本逐利而迁移，而一场金融风暴，更给突飞猛进的马来西亚划上了休止符。
由于不掌握核心技术，国内资本过于弱小，马来西亚的出口型轻工业高度依赖外资，国内高消费又上来了，进口增多，马来西亚出口创造的美元量逐渐不能支撑进口所需的美元，在大马货币吉特和美元的供需上，美元是供不应求，这就给华尔街金融资本提供了狙击良机。
索罗斯一番骚操作，亚洲小虎纷纷中枪，股价暴跌、货币贬值，虽然马哈蒂尔拒绝大马国货币大幅贬值，拒绝IMF的援助（趁机抄底优良资产），并对国内资本管制，大体稳住了态势，没有像泰国一样，被西方资本吃了个精光，但大马也因此让西方资本不满，大马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了。
大马想要重归第一世界工业国的梦，也醒了。
此后，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智利等靠出口型轻工业崛起的国家，纷纷陷入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被经济学家研究至今。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诊断出了不民主、政府腐败、人种不勤劳、文化没有技术基因等种种病症，但对于马来西亚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它的第一世界工业国梦断沉沙，主要还是以下几个原因。
1. 国内市场狭小，无法靠完成基础工业化、重化工业，也无法承担得起向高科技转型的巨额研发成本。
2. 处于地缘经济圈的外围，既不是欧美日韩同盟圈的小伙伴，无法得到先发工业国的资本援助和中高技术转移，也不靠近主要需求大市场，靠距离优势，获得产业链的辐射。
198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为1774美元，比韩国的1704美元还高，但随后，韩国靠着部分美日转移的重化工业以及高科技业，将马来远远甩在的后边，到2018年，人均已是马来西亚的三倍。
3.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至上政治，导致华夏人、印度人等人才不得其用，大量流失；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浅尝辄止，导致马来人没有对技术、生产力的渴求；而靠着老天爷赏赐的锡矿、石油，靠着丰富的橡胶、椰子，也可以活的很舒服，心气弱了，马来西亚在工业化能够到达的上限，被大大消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