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是1969年513暴乱事件的50周年纪念。
经过漫长的半世纪后，513暴乱仍是马来西亚的历史疮疤。它不仅是人们不愿多谈的禁忌话题，更是政客经常操弄的白色恐怖。
1969年10月，国家行动理事会发表了《513悲剧报告书》，不过，关于事发经过、死伤人数、责任归属，仍旧存在许多谜团和争议。
为此，《当今大马》制作“513半世纪”系列专题，透过官方报告及相关书籍重现事发经过，搜集目击者及罹难者家属的口述历史，以及探析学者和社运分子对族群和解和转型正义的观点。
惟有直面多重叙事的历史事实，人们才有可能从社会集体记忆和创伤出走。
本系列文章含有当年致命骚乱的细节，但并非所有资讯都可独立验证。
时隔50年后， 这名马来裔目击者今年已71岁。他以匿名方式接受《当今大马》访问，坦诚地说出了他这几十年来深藏在心的创伤。
“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到清真寺一带时，我还是会想起我亲眼目睹的一切。”
他眼中泛泪，忆述当年自己目睹马来暴徒差点杀害一个年轻华裔家庭的经历。
“我不知道当时怎么了，但我变得竭嘶底里。我记得自己大喊‘放了他们！放开他们！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我记得我当时这样喊着，撕开我的衣服，完全发狂起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但我就是无法接受。我看到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哭着，他们的父母在车里发抖，我不能接受。他们做错了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华人？为什么他们必须成为受害者？”
接着，老翁向《当今大马》助理编辑艾迪拉（Aidila Razak）及KiniTV制作人覃心皓，娓娓道来这段鲜为人知的的过去。
那年5月13日的前一周，马来亚大学开放登记入学。我生于1949年，1969年进入大学，那时候我才20岁。
我还不足龄投票，也不关心选举。我更关切的是，没有摩哆，要如何上学。马大离我住的地方很远，需要转两趟巴士。我必须想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要嘛借一台摩哆，或者找些钱来买一辆。
当时，正值选举期间，我有些外州朋友报名马大了，却没有落脚处，所以，也花了好些时间帮他们找地方住。
我身上没什么钱，也没有奖学金，一心只想凑出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同时也试着帮忙其他跟我同样遭遇的朋友。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意的事情。
不料，513事件就发生了。
拿督哈伦家的“聚会”
暴乱发生的那天，我在学校里，学长叫我去找几个人然后一起去（当时的雪州大臣）拿督哈伦的住处。我问他：“为什么？会有钱吗？还是有食物？”
他说，他家会办聚会。那个时代，学生被叫去参加活动充充场面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你去了就会有食物，有时候是一包饭，有时是5令吉。但这些也让足够我们很高兴了。
不过，那次让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没有任何事前通知。我的学长只是小声地告诉我这件事。我没有多问，因为他是我学长，而我尊敬他。
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我的学长叫了几个拥有摩哆的人，载我们一起去，总共5辆摩哆。大约傍晚5点到6点之间，办公室里的职员都已经离开了。
跟着我一起去的朋友都是从城外来的，他们以为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城市里看看。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天真。
抵达之后，我察觉这不像一般的“聚会”。那里没有接待柜台，没有进屋的走道，也没有任何活动布条，只有一群人在纷纷嚷嚷。
“没关系啦，可能里面有食物招待。”我记得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我们就一起走进院子内。
不过，屋里更加奇怪了。屋里的人看起来都不是吉隆坡人，他们彼此说着爪哇文，样子看起来老练，不像一般“聚会”中所见到的政府部门书记。
那个邀我们过来的学长早已在人群中消失。我们尝试跟在场的其他人说话。他们让我感觉，我们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诶！你不会不知道吧？”
他们分派头带和印有阿拉伯文“没有上帝，只有真主”的红色布条，有点像那些马来武术的习武者，我才开始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此时，我的几个朋友决定先回去。他们说，不喜欢这些东西的模样，所以我说，好吧，你们先回去。”最后，只剩我们三个人继续留在那里。
我拿了一个头带，现场每个人都拿了。他们要求我们戴上它。我说，“我才不要戴上红色头戴，感觉好像要上战场般。”他们回应：“你应该知道的。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一个送咖啡的青年
我感到有点厌烦，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我问他，他回说：“我们是去游行”。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到底要发生什么事。这看起来是一场反击民政党和行动党胜利游行的集会。
我问他，他们计划要做些什么，他说，我们要到占美清真寺附近的大钟楼那里集会，而我们会游行到那里去。我问他，有多少人会参加，他说：“很多。我们已经有500人在这里了。”
看起来参与集会的人来自巴生、森美兰、半山芭和文良港。我问他，我应该留下来还是离开。他说：“如果你回去，我就砍你。”
这时，我才发现他拿着一把巴冷刀。而且，我发现哈伦家的篱笆中藏着很多武器，那里的人越渐焦躁不安，屋里传来外有人高喊和祈祷的声音。
我真的真的很害怕，我想要回家，但我不能。因为他们已经把篱笆门锁起来了，没有人可以出去，也没有人可以进来。
这时，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时候好像有人从附近葛尼路（Jalan Gurney）的咖啡店叫了咖啡。有个男孩用托盘端着咖啡过来，然后他们就杀了他。
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杀人，但我看到他死了。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当时人们互相耳语说，文良港那里有马来人被华人杀了。
随后，暴徒拦截了一辆货车，杀掉坐在车里的人。我开始后退，但我看到篱笆周围都有人看守。
你可以说，一群人一起步行是游行，但在篱笆打开时，这些群众并不是游行，而是冲出去。他们横冲直撞。显然，他们听到马来人被杀的传闻，所以冲出去保护他们。场面顿时失去控制。
“保护这些地区”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的朋友去牵了他的伟士牌（Vespa）摩哆，我们决定去清真寺。当时有几个看起来像是领袖的人，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头带。我把头带放在口袋里，他们叫我戴上它，而且要我喝下一种经过祈祷的水，据称这些水会让你变得勇猛。
513事件发生后，有些人说当时有什么飞天的马来武术英雄，还有他们的魔法马来短剑和巴冷刀，但我从没看过这一切。我只知道，那些水是从清真寺、人们用来净身的水池那里掏来的，而且当晚很多人都拉肚子。
在清真寺发号司令的男人是甘榜峇鲁的黑帮分子。我先前没有在拿督哈伦的家见过他们，但他们现在却将我们组成自卫团体。
他们把甘榜峇鲁分成几个地区，然后说：“你负责保护这个区”。他们并没有说“去杀华人”，没有。
他们叫我们保护这些地区，别让任何人进去。人们可以离开，但如果是你离开，你就死定了。
他们很害怕，因为华人正从甘文丁路（Jalan Kamunting）那里过来。围绕甘榜峇鲁的是几个华人村子，而那些住得比较靠近华人村子的马来人都移到清真寺那里寻求庇护。苏丹苏莱曼俱乐部（Sultan Sulaiman Club）也因为靠近华人居住的甘榜里茂（Kampung Limau）而锁起门来。
在金马路（Campbell Road，现称Jalan Dang Wangi）和安邦路（Jalan Ampang）那里有一所漂亮的大房子，一群华裔暴徒纵火烧掉了它。华人在一边，而马来人则在另一边。
像剑一样的巴冷刀
那天晚上，晚间祈祷后，我被分派到通往清真寺的拉惹阿郎路（Jalan Raja Alang，旧称Jalan Perkins），和另外20几个人驻守在那里。
我们看到一群华人骑着摩哆驶往这里。当时，灯还亮着，我们看到他们拿着武器。他们手中有短枪，双管步枪。那个时代，很多华人都还拥有猎枪。他们有的则是拿着闪闪发亮看起像剑一样的巴冷刀。
我们心里的恐惧是如此真实。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站在第一道防卫线，我们有什么呢？除了二乘四英寸的木板外，别无其他。我手中没有巴冷刀，却必须要坚守那里。有些人手上拿着已削尖的竹子，但也仅此而已。
他们从秋杰路那里走来，要往清真寺那边去。如果经过我们这道防线，他们将会肆虐整座清真寺。坦白说，当时我们吓得尿裤子。我们只是年轻的男孩，他们可是经验老道的黑帮流氓，我们全身不停地发抖。
接着，他们拐进一条巷子，往一所华人寺庙走去。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还是因为他们本来就要去那所庙。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只差没有哭出来。
第一天晚上还蛮混乱的，我就这样跟着其他人，最后在靠近河边一带驻守。河的对岸就是黎明学校，它在安邦路（Jalan Ampang），那是个华人地区，而我们就在河流的另一边，在甘榜峇鲁。
忽然，我发现附近有狙击手。那个时代，人们并不知道狙击手是什么，不像现在至少你可以从电影里看过他们。
我们看到有人被射杀，狙击手开枪射他们。我们吓得愣住。然后，有个人，我想他可能当过兵吧，他开口说：“诶，有狙击手！”（Eh, ada penembak！）
于是他叫我们赶紧避开空旷的地方。当时好像有人尝试越过河流，去查看到底狙击手是谁，但是他们没能成功。他们也被射中了。我们怀疑这些狙击手藏在黎明学校里。
这些华人从文良港、坎贝尔路、峇都路（Batu Road，现称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过来，他们是不是有计划要占领甘榜峇鲁？这我不知道。但这些黑帮看起来知道，因为他们派人去驻守这些地区。吉隆坡有不同文化的帮派，或许他们已经互相提醒了对方。
整车的来福枪
我在甘榜峇鲁总共待了3天，5月13日、14日和15日，这三天发生了好多事情。
我记得13日那天，一名军官开着一辆吉普车进来，整辆车载着满满的来福枪。我记得，这些来福枪都是自装步枪，因为我也拿了一把，它好重。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如何使用枪械，很多人兴奋地乱开枪，然后很快就把子弹用完了。
那名官员并没有给我们多余的子弹，就只有装在来福枪里面的那些。这显示他可能是一个流氓军官，擅自在做这些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经过计划的。
我也看到军警人员用卡车载着村里的有钱人离开甘榜峇鲁。他们好像是被带到葛尼路（Jalan Gurney）的警局或国防部那里去。多年以后，我才通过跟他们有联系的亲友口中得知，他们当时被送到那里去获得照护。
从13日那天开始，很多房子和商店就被强行闯入了。我嫂嫂的家人在甘榜峇鲁，我在清真寺里面看到他们。他们家四周都是华人，于是离开了家里。
有人闯入他们的家，但我怀疑那是马来人干的。不是所有马来人都是天使。其实，有些遭受破坏的房屋位置在甘榜峇鲁的深处，我想那些不太可能是华人干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有人组成了自卫队。
很多马来甘榜的周围都是华人的杂货店，当暴动发生时，有些人闯入华人的商店里，尝试要毁掉他们的赊账本，但很少人知道这些华裔老板早已带着账本逃跑了。
我当时也闯进几间店铺，因为安置在清真寺的家庭已经没有食物可以吃了，所以我们在半夜闯进去找食物。我尝试偷里面的香烟，但不成事，看来有人已经捷足先登。
但我的朋友找到了一袋米。他把米拿到清真寺那里去。我们打开麻袋时，才发现里面根本不是米，而是盐。
大屠杀期间，偶尔也会发生这种好笑的事情。
我有另一个朋友，他个子小，只有4尺高，想要从附近的华人住家偷几只活鹅。当时的华人家庭都畜养了一些家禽和鹅。那些鹅其实跟他差不多一样高，他就这样举起鹅的颈项一直跑。
“杀我！杀我！”
第二天，尸体浮满巴生河，有马来人、有华人，也有印度人。清真寺的长辈招来一群人，去捞起马来人的尸体，打算妥善安葬他们。不过，警方最终将所有尸体送去停尸房。
我亲眼看着他们在甘榜珍达纳（Kampung Cendana）附近打捞尸体。他们抬出6到8具尸体，然后观察尸体的脸部特征，辨别种族身份。接受过割礼的男尸就会被取走，那些看起来不像马来人的尸体，就被留在河里。
15日那天，我和另一名男子被派到一个大垃圾桶去抬出两具尸体。她们是两名在金马路的东方舞厅（Great Eastern Cabaret）的马来舞者。我们后来把这两具尸体交给了警方。
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就连我的孩子也不知道。那天，我差点被杀了。
有一个家庭，是一个华人家庭，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开车，驶近金马路和安邦路的交叉口，还经过一群马来暴徒的旁边。
我还可以看到，车里坐着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和两个很小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坐着一辆菲亚特（Fiat）600小汽车，是霹雳州的车牌。暴徒把他们围住，并试图翻转他们的车。
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了，但我变得竭嘶底里。我记得我大喊“放了他们！放开他们！杀我！杀我！”
我记得我这样喊着，还撕开我的衣服，完全发狂。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但我就是无法接受。我看到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哭着，他们的父母在车里发抖，我不能接受。他们做错了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华人？为什么他们必须成为受害者？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还是会眼泛泪光。我不知道为何我会那样做，我现在还是不知道。那好像是你内在的某些东西，我不明白。
最终，那辆车成功加速逃走，而暴徒们转向我。就在这个时候，甘榜峇鲁的黑帮救了我。他们阻止了这群暴徒，并说道：“他做了些好事，我们应该要停手。”
我想直到那一刻，有人才开始调解，马来黑帮和华人黑帮似乎正会见商谈和平协议。这是513暴动事件的一部分，却从来没被记载。我不质疑这些流氓势力有多强大，如果他们想要的话，烧掉整个吉隆坡都不成问题。
还有很多人们互相帮忙的故事。金马路有间修车房，暴乱发生时，一个华裔家庭让马来修车员躲进他们家里，把他藏在天花板里。隔天，我们去那个住家，把他救出来。
另外，我们所熟识的一个华裔电视机维修员，他当时在甘榜拿督克拉末（Kampung Datuk Keramat）的马来家庭中修理电视机。他们拒绝让他回家，甚至把他打扮成马来人并留他在家，直到外头的情况比较安全后，才让他离开。
“华人来了”
我在16日那天才回家。妈妈看到我时，几乎要晕过去。很多人消失无踪了好几天，而我就是其中一人。她以为我死了。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把我留在家里，只差没有把我铐起来。
之后，我连续失眠了好几个晚上。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心里想着“华人来了”。整整一年后，我才能够重新回甘榜峇鲁。直到现在，每当我靠近清真寺一带，还是会想起我所经历的一切。
由于暴乱发生，大学停课关闭一个星期。我们回去时，所有事情都变了。没人愿意提起发生的事。
在菜市场里，甚至是秋杰的菜市场，人们互相礼让。“先生，借过一下，不好意思。”，“没事，没事，请。”你会听到很多这种话语，人们显得特别谨慎有礼。
校园里，华文学会要举办中秋节庆祝活动前，先会拜会马来文学会和穆斯林学生会。他们甚至在获得校方批准前，先去问问马来社团的意愿。
不过，暗地里，人们还是悄悄地武装自己。我妈妈买了很多巴冷刀，给孩子每人一把。有的人则会在车里藏着巴冷刀。我的华人朋友告诉我，他们家中有一把长达10英尺（大约3米）的长矛 。自卫课程、护身符变成了新兴行业，整个社会心态变了，整个吉隆坡也变了。
我以前读的是传教士学校，同学大部分都是华人。我们从中一开始就认识彼此，后来很多人也升上大学。不过，自从513暴动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滑稽。我们还是会交谈，但那种亲切已经不再。
有一天，我去找了其中几个同学，我们决定好好地谈谈这件事。我们尝试一起化解这个心结，所以至今都还是好朋友。我们的故事就是，马来西亚人一起长大，并且一起度过苦难的故事。
现在，当我听到年轻人恐吓说513事件可能重演时，我心里都会非常生气。我要问问他们：“513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啊？还在妈妈肚子里？或还是小屁孩？”
我也要告诉他们说：“你从没见过那些拿着闪闪发亮巴冷刀的暴徒，往你这里冲过来，而你手中只有一条木条来保护自己。你不知道那种感受是怎么样。”
我曾经就在那里，到现在仿佛都还能闻到鲜血的味道。50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想努力忘掉这些事情。
那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我们都只想要忘记它。一想起那个送咖啡的男孩，在完全不知情下，无辜地被杀，是多么的痛苦。每当想起这件事，我还是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都不会想要再提这些事，我们宁愿保持沉默，希望历史不会重演。我之所以现在愿意说这些事，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也是时候说了。
很多目击者已经离开人世，而我希望这个故事可以成为一个教训。我强烈地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原刊《当今大马》20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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