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13事件爆发时，冯如还是一名24岁的年轻见习警长。半个世纪的时光流过，如今他已是74岁高龄的老翁。
当年他开着车经过吉隆坡街头，看到骚乱冲突的一幕幕场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他受访时忆述起，自己当年如何保卫家人，协助整个村子撤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从华人私会党的暴徒手中拯救马来邻居。
过程中，他意外地开车驶入一群军队之中，一把枪顶在他的太阳穴旁边，一度与死神擦肩而过。
“如果他当时扣下扳机，我现在就没办法在这里跟你们讲故事了。”
冯如已在2000年卸下吉隆坡副总警长一职，正式从警队退休。
这是他接受《KiniTV》制作人覃心皓访问时，所诉说的“513故事”。
5月13日那一天，我在甲洞卫星市（Kepong Baru），为爸爸刚买的房子装修。整个下午，我都跟爸爸、妈妈和弟弟在一起。
傍晚，邻居跑来转告左邻右里，市中心爆发马来人和华人互相残杀的事。我们家里的旧电视机才刚刚装好，于是赶紧打开电视，新闻报道说吉隆坡已经实施宵禁了。
我心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回到峇都路（Batu Road）的甘榜里茂（Kampung Limau) 。那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兄弟姐妹都还在那里。所以，我们赶快跳上家中的小车出发。
我猛踩油门，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前方有一群手持铁条的暴徒，正在拦截车辆。前面那辆车的司机看起来像个马来人，那群暴徒截停他的车之后，随即拿起铁条砸碎车大镜，不过最终还是允许放行。
轮到我的时候，由于我看起来像个华人，他们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们时，其中一个人劝我别去，说那里有华人被杀，且房子也被烧掉了。
当时，远处的天空冒起的一缕缕黑烟，不过我跟他们说：“不行，我必须要去，你不能阻止我。”
街道警局一片混乱
沿途上，我看到汽车正在燃烧，街道上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情况非常糟糕。当我们靠近端姑阿都拉曼路（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和峇都路（Batu Road）一带时，街道异常寂静，空中的烟雾越渐变浓。
我开车来到河边，就是以前很出名的24小时的瑞蒂诊所（Reddy Clinic）那里，就停了下来。前面的情况有太多不确定，我不敢再继续往前。
河边开了一间咖啡店，两个警员开着巡逻车经过，那时候他们开的还是小货车，一群华人上前拦住车子，二话不说就把铁杆插入警车里。
我那才意识到，法治和秩序已经完全崩溃，我必须做出决定。我告诉父母，让他们留在瑞蒂诊所里，然后和弟弟继续开车回旧家。
父母哭着求我别走，他们说，如果命中注定，其他孩子将意外丧生，那么至少我们四个还能在一起。
但是，我拒绝他们，“不行，无论如何，我已决定要带着弟弟一起回去。”
一路上，到处都是烧毁的车子和店铺。我把车停在金马警局（现在的金马警区总部），希望能从警局获得更多消息。不料，整个警局陷入一片混乱，挤满了人，他们忙到没时间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约晚上8点，我准备从警局抄小路，穿过草丛和一些小工厂，不到2公里，就能回到甘榜里茂。经过草丛时，一群暴徒手里拿着巴冷刀朝我冲过来，我跟自己说，这次真的完蛋了。
突然，我从人群中看到了兴仔，他也认得我。他们是村里的人。幸亏，我们的村子还没被烧毁，他们正在守护村子，阻止其他人进入。
躲进校园寻求庇护
回到甘榜里茂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回家里找我的兄弟姐妹。那里靠近德明学校，一间私立的华文学校。
当时校工拒绝开门让我们进去避难，他一直说：”不可以，不可以….“ 我用撬棍撬开了校门，然后他跑掉了。平常如果我这样做，一定会惹祸上身，但我当时已别无选择。
我叫兴仔他们去把村里的人叫来，随后大家就不断地涌入学校里，挤满了整个校园。那个场景就像人们从战地逃出来那样。
他们有的带着各种物品，有的背着婴孩，有的带着孕妇跑来，躲到学校的课室里。我把家人安置在一间课室之后，又再回头去帮助其他人。这里就成为了暂时的庇护所，直至凌晨12点左右。
我记得我爬上德明学校的屋顶，鸟瞰整个城市，到处都在燃烧。我忍不住哭了，禁不住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一支枪指着我的太阳穴
晚上，我偷偷溜回车子，开车到峇都路去找父母。整条马路上只有我这一辆车子。
我转进麦斯威路（Maxwell Road，现称敦依斯迈路 Jalan Tun Ismail），车灯照到前方有一群路人，有的还穿着纱笼（sarong），心里忍不住说：“天啊，这些马来人肯定会杀了我。”
我猛踩油门加速直冲前方，他们跳了起来，大声叫喊，但我没有停下来。一路开到怡保路（Jalan Ipoh）时，又在交通圈处遇上了另一群马来人。我怕得要命，快速驶过没有停下来。
接着，我的车灯似乎照到了一些反光的物体。原来，那是军人身上佩戴的徽章。我立刻踩下刹车器，希望车子能及时停下。
车子好不容易停下时，我感觉到有一支枪管已经指着我的太阳穴。我的车子没有冷气，车窗已经摇下。我递出小小的警员证，他看了一眼，又传给了另一个军人，接着就让我继续通行。
当我发现父母还安然地躲在瑞蒂诊所时，我顿时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所有的孩子都安全健在，也放下了心头大石。我们又返回德明学校。
幸好，刚刚那名拿枪指着我的军人，不确定应该如何做；如果他当时扣下扳机，我就不可能在这里跟你讲故事了。
“马来人就在河对岸”
天快破晓，我们必须守卫甘榜里茂，于是赶紧回到回到村里，在河边驻守各自的岗位，因为马来人就在对岸。
我们面对的是暴徒，所以开始武装起来，有的拿着巴冷刀、有的握着水管，我手上则拿着一把锯子。我爸爸曾是一名木匠，所以家里有的都是锯子，这总好过什么都没有。
我心想，我可是一名警察，本来就不该落得如此天地，但法律和秩序看起来都崩坏了，我又有什么选择呢？
突然，我听到一声枪响，就这样射中站在我隔壁的男子。他肚子中枪后，当场倒地。我们几个赶紧将他扶起来，带到峇都路，幸运地拦截了一辆救护车送他入医院。后来，我辗转得知，他活了下来。
回到河边后，传来更多枪声，我不知道这些枪响究竟从哪里来，到底是来自军队还是马来村民。我们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就撤退了。
“我们为什么不杀马来人？”
我们害怕若拿着武器走到街上，一旦遇上军警就会被抓，所以决定都丢到草丛里。我跑到峇都路上向巡逻警察求助，恳求他们驻扎到德明学校。不过，后来他们接到其他任务后又离开了，而我们手无寸铁。
接着，私会党流氓从苏丹街那里跑来，有的曾住在这个村里，所以大概是认为自己必须回来村里保护华人。他们人数不多，大概有10到11个人。当中，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去杀马来人？这里有好几户马来家庭。”
我听到后，就向他们建议：“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如果我们让他们活着，还可以把他们当作人质，至少当对岸的马来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你敢动我们，我们就在你面前杀了他们’。”
他们似乎觉得我的主意不错，但其实我只是在虚与委蛇。不过，我觉得自己救了这些马来人，但要如何确保他们安全呢？我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但是，究竟要怎么做呢？他们总共有20到30人呢。
所幸，峇都路上有军车经过，恰好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再次掏出我的红色警员证，上前拦截了军车，告诉他们村里的事，再请他们把这些马来家庭带走。
我在军车前面奔跑着领路，但到了特点的地方我就必须躲起来，以免那些私会党的人看到我领着这些军车到人质那里。
我在一段距离之外，看着这些马来村民跳上两辆军车，绝尘而去。随后，我又重新归队，假装没事发生。
帮助那些马来家庭逃离后，我必须想想我的家人。我精疲力尽，没吃没喝。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精力和意志力，但我必须找寻救援。
我跑到金马警局，但那里还是跟昨晚一样混乱。我认出其中一名忙碌的警官，是洪警官（Gilbert Ang）。那个年代，私会党的问题很多，而他专门负责调查私会党的勾当。我向他表明身份，说我是见习警察，需要交通协助载送家人远离危险的地方。
他看了看我说：“我很抱歉，我帮不了你。”我心想，必须告诉他，我加入警队前所作的事。
我问：“你记得你率领私会党调查小组时，有个男人经常打电话给你，向你透露私会党的活动，谁做了哪些事情等等消息吗？这些人都是来自甘榜里茂，对吗？”
他回说：“是呀，我记得，他总是给我非常有用的消息。”于是，我说，那名消息人士虽然拒绝见面接受你的报答，但他有告诉你，他的姓名代号是“FY”。
“我就是FY, Foong Yee（冯如）。”
洪警官听后，吓了一跳。他抱着我，问我需要怎样的帮助。我说，我需要将我的家人送到甲洞卫星市，甘榜里茂另有其他人要到增江和甲洞。
他马上安排了一辆巴士，那个时代还是Sri Jaya巴士。我开着巴士回到德明学校，人们起初误以为是马来人要来攻击他们，于是向巴士方向反击。我赶快让他们看到是我，他们才冷静下来。
我叫那些住在甲洞和增江的人上车，我的家人也上了巴士，大概有12、13人，再加上我的家人6到7人，还包括我的侄子尼可拉斯（Nicholas）及他那哑巴的保姆、一名精神障碍妇女及一名婴孩。
我村里的人说，“我必须先照顾好我的家人，你们必须要保护自己”， 然后我就开着巴士离开了。
（原载《当今大马》20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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