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暴动后，人们慢慢恢复日常，学校也开始复课，校园里的各族师生照常上课。
那场流血冲突所遗留下的猜忌怀疑，自此若有似无地荡漾咋空气中，所幸，这丝毫不影响莫欣阿都拉（Mohsin Abdullah）和陈金源（Michael Chang）的友谊。
那一年，他们年仅14岁，是吉隆坡圣约翰中学（St John’s Institution）中二生，也是同住在甘榜峇鲁的邻居。
甘榜峇鲁是513暴动事件的重要现场。那一天，陈金源一家遭到马来暴徒攻击，差点丧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俩50年来的坚固友谊。
1969年5月13日傍晚，甘榜峇鲁爆发骚乱，陈金源一家人逃离家园；莫欣眼巴巴地看着好友陈金源的家吞没在大火中。
不只是陈金源的家，甘榜峇鲁还有许多华人的住家也遭人烧毁。逃离家园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去。
直到长大成人后，他才在莫欣的陪同下，回到不复存在的老家。
莫欣忆说，“我带他回到他老家的旧址时，他和他的姐姐站就在那里看着，他们的父母已不在人世。”
暴乱中的人性与善意
莫欣（见下图）是一名资深记者，现年64岁，至今仍记得青少年时期留下的恐惧。他亲眼目睹“外来的”马来暴徒，如何攻击自己熟悉的华裔村民，甚至烧掉朋友的家园。
他说，如今的甘榜峇鲁，以马来居民为主，跟过往差别很大。50年前，那里还住了不少华裔，根据莫欣，他们都住在砖造排屋和店屋，经营一些小生意。
莫欣忆述，513那天，村里突然来了许多外来马来男子，“如果你住在那里，你早已熟悉左邻右舍是谁。”结果，他听说，他朋友郑吉祥（Teh Jit Siang）的家也成为暴徒的目标，但同村的马来人立即上前制止，还劝华裔村民快逃。
“如果你看到一群外来人手里拿着巴冷刀什么的，要去攻击他们，马来人也会去保护他们。即便当时存在那种憎恨的情绪，人还是保有怜悯之心，会互相照顾。”
“马来村民叫他们住手，那些人也停止攻击他们。不过，邻居还是劝告华人离开村子，不能继续留在那里。他们成功逃离了后，屋子就被烧毁了。”
莫欣记得族群冲突暴乱时，也曾发生过其他互助小插曲。
“我前面的邻居家里，有两名华裔承包商正在帮忙维修他们的家。他们把这两人藏在家里一整个礼拜，所有人都不知道，连我这个最靠近的邻居都不知道。”
“我的亲戚奥斯曼（Osman）是一名华裔老板的司机。华人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华人请了马来司机，当暴徒去他们家找奥斯曼时，他们就把奥斯曼藏进天花板里，就这样躲在他们家一个礼拜。”
此外，莫欣也说，骚乱爆发后，警局成为各族寻求庇护之处，而各宗教场所则收留各族群的灾民。
“占美清真寺（Masjid Jamek） 成为了庇护中心，很多人都跑到那里。靠近秋杰路的那些小旅馆，有很多马来性工作者，也跑到清真寺里住。”
“其实，祈祷司（Imam）也知道这些人从事什么工作，但他们也无所谓，就让大家住在清真寺里。”
情况不妙赶紧离开村子
另一方面，陈金源受访时则提起，甘榜峇鲁过去经常发生私会党之间的殴斗，暴乱刚爆发时，他和其他青年以为帮派之间又再闹纠纷，于是赶紧躲回家里。
“大家都跑回家把门关上，以为又是帮派之间的争斗。不过，我们从屋里看见一户马来人抱着一大堆巴冷刀跑出来。他像抱婴儿那样，但手上的不是婴孩，而是很多的巴冷刀。”
眼看情况不妙，陈金源一家人决定要尽快逃离村子，于是，他的哥哥开车载着家中的6人，包括妈妈、金源和三个姐姐一起逃离。
由于车子太小坐不下那么多人，只好把爸爸和大姐留在家中，一直到暴乱三周后，他才辗转得知，留在村里的爸爸和姐姐还安然活着。
当时，金源的哥哥猛踩油门，快速穿过马来暴徒的身边，途经端姑阿都拉曼路（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见下图）时，金源看见街上的人四处狂奔，暴徒不断砸坏路上的额车子和车镜，我们前面、旁边、后面，大家都在街上奔跑……
他们抵达阿姨在旧巴生路（Old Klang Road）的住家，准备暂时借宿时，整辆车已凹凸不平，整头也沾了车镜的玻璃碎片。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用什么利器，可以击出这样的洞。挡风镜上有个两寸宽的洞。天晓得，如果我哥哥开得再快一些，或再慢一点，他的手上、肚子或是头额就有可能被击中。”
他们不只要面对暴徒的连续袭击，暴乱后还度过了超过9个月无家可归的日子。他们借宿阿姨家长达三周，后来得知父亲和姐姐在精武体育馆留宿，他们全家也搬到那里寻求庇护3个月。随后，他们搬到另一亲戚家借宿，又这样住了半年。
虽然经历过暴力袭击和流利失所，金源的心里似乎没有因此对马来同胞产生恨意。
“我心里没有恨意”
暴乱结束后，他再也没有回到甘榜峇鲁，但仍在原本的圣约翰中学上课。
“可能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吧，当时才中二。如果是中五生，气氛可能就比较僵。当时，学生团体和老师还是由各种种族组成。”
如今，金源（见下图）已是一名会计师。他续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起不幸事件并没有在我跟马来人、印度人或其他华人朋友之间，造成什么问题。我心里没有什么恨意。”
“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而且制造骚乱的并不全是马来人。事实上，制造骚乱的就只是那一小群人。”
人民暗地自我防御
至于莫欣，他说，重返校园后，学校的各族师生还是如常地相处。他认为，这要归功于班上的张老师（Rene Chang），坚守公正不阿的原则。
张老师也是甘榜峇鲁的村民，他的老家也在那场暴乱中化为乌有。
尽管张老师也是513事件的受害者，不过，莫欣说，张老师在班上绝不允许偏颇的行为出现。
“当我们重回学校开课，他们还是如往常那样对待我们，没有任何偏见。虽然那时候，族群之间肯定产生了某些成见和隔阂。”
“他大可带着偏见地对待我们，他经常一视同仁，我非常感激他这一点。”
可是，校园外，各族群之间还是会弥漫着敏感紧绷的氛围，经常因为不实的谣言而引发种族冲突。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所有人都要练得一身刀枪不入（kebal），很多人都穿红披巾（作为刀枪不入的护身符）。”
“甘榜峇鲁也来了一些法师，来教导大家刀枪不入的技能。祈祷的人变得好多，也有很多人跑去学马来武术（silat）。不过，过了四个月后就没这种事了。”
“三到四个月后，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但马来人还是不敢去秋杰那一带。大概八个月后，人们才敢到秋杰那里去买东西。”
政府试图“修复关系”
莫欣也说，时任政府为了重建族群之间的互信关系，举办了很多“亲善派对”（parti muhibah），惟这些活动却是由马来军人举办。
“他们在甘榜峇鲁（现为拉惹阿郎路，Jalan Raja Alang）正中央，举办吃榴莲大会。以前那里有一座桥，他们就在那里办榴莲大会。”
“军人就站在中间，马来人开榴莲拿给华人，华人就拿起来吃，隔天《海峡时报》的头版就会出现这张照片。”莫欣说着就大笑起来。
此外，政府也在吉隆坡的大街小巷张贴“勿听信谣言”的宣传海报，配上一根手指放在嘴前的图片，警示吉隆坡市民勿散播煽动族群冲突的风声。
50年过去了，虽然有些记忆的细节已变得模糊，但是，莫欣还是能清楚地叫出那些人名、地名和事件。
“的确很久远了，但是记忆犹新，它们还是若隐若现地在你的脑海中。”
（原载《当今大马》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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