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寒冷的季节因你的关注而变得温暖
摘 要
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一类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本文运用新加坡应和会馆、应新学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丹容巴葛福德祠等华人会馆、华校、庙宇组织等社团保留下来的从1906延续至1953年的各类账本账册，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历史档案，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社会时空的脉络下，透过对应新学校财务收支运作的具体与细致的研究，考察二战前应新学校的基本状况及特点、讨论这一时期应新学校在办学上的社群化、财务运作制度化与经费来源多元化的三个基本特征。本文的个案研究，显示华人社团账本对于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账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经济史的新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包括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结构、会馆办学、华文教育等领域在内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角。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新加坡应新学校、 财务运作
（新加坡应和会馆：照片源自网络）
（续上文）曾玲：《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 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上）
三、账本中所见应新学校的财务支出
在应新学校的财务运作系统中，经费的支出是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学校经费来源不同的是，在校董会章程中，并未对学校经费的支出制定相关的条文。为了具体考察二战前应新学校的财政支出状况，笔者在现存的应新学校最早账本民国十七年“进支月结簿”中抽取一个月的支出数据、同时从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四十、三个年代账本中，各随意选取其中一年的支出账目进行列表整理与统计。以下是经笔者整理的上述四份账本之表格：
表八、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五月份支出款项一览表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薪金
支出
599
什用
支出
73.61
校用
支出
0.22
印刷
支出
37
报费
支出
2
音乐
支出
12
置物
支出
21.49
店税
完公部局
85.62
整店
支出
800
公事费
支出
374
总计
2004.94
表九、应新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1
还款
民国十七年向应和会馆所借款项
1600
2
薪金
支出
6468
3
供息
支付应和馆的利息，每月30元
360
4
特别费
支出
548．82
5
休整
支出
139．34
6
报费
支出
30．30
7
印刷
支出
266
8
校用
支出
631．01
9
什用
支出
677．40
10
校具
支出
374．58
总计：
十条
11095.45
表十、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1936）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
序号
内容
金额（元）
1
薪金
4646
2
校用
239.01
3
印刷
11.78
4
特别费
100.25
5
地税
3
6
电火费
164.25
7
报费
21.97
8
修整
13.5
9
供息
360
10
门牌税
138.24
11
杂用
276.97
12
厕所
390
13
开销计
6.5
总计
6371.47
表十一、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1941）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
序号
内容
金额（元）
1
薪金
6424
2
分校津贴
78
3
印刷
66.20
4
房租
240
5
教务部
62.63
6
电火费
35
7
保险费
11.95
8
车费
34.64
9
修整
91.98
10
杂费
320.49
11
地税
6
12
报费
37.72
13
门牌税
144
14
校用
241.67
15
广告费
1.66
16
购置
5.2
17
战时津贴
322
18
厨房
154.9
19
应酬
26.3
总计
8304.34
上述表格显示在二战前应新学校财务运作中经费支出的主要内容：
1、教职工薪金
在上述四个表格中，除民国十八年的统计表外，其他各表的“薪金”项都排在第一位，且金额也最大。这显示薪金在应新学校财务支出中所占的份量之重。
根据“校董会章程”，负责管理学校财务运作的校董会，其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定学校校长与教职员工的薪金标准。在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议案簿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与该问题相关的讨论内容。根据这些记录与账本支出项中的“薪金”数据，大致可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应新学校校长的薪金一般为八十元，至多不超过百元。教师薪金则在五、六十元之间。三十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动荡、学校规模拓展等因素，应新学校减少了教职员工薪金。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往来簿”中的“薪金”条为例，这一年该校薪金为：“杨映波：每月60元；李树人：每月45元；钟赴仙：每月45元，古公明：每月45元；李广德：每月45元；黄伟强：每月45元；利天香：每月45元；杨君达：每月45元（七至十二月）；童荣文：每月45元（七至十二月）；傅伯宗：每月12元；邱福允：每月12元；刘怀伦：每月10元；甘母醇：每月10元；赖阿兰：每月12元；沈海：每月12元；黄新泉：每月10元；徐初来：每月10元”。据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编撰的纪念特刊中“本校教职员一览表”，杨映波时任校长，他的薪金为60元，其他如李树人等教员薪金为45元，傅伯宗等则为员工，其薪金在10元至12元之间。这样的薪金标准一直维持到二战前后均无改变。
那么，教职员工的薪金支出在应新学校年总支出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重呢？以下是笔者根据各类账本“薪金”条整理的一份表格：
表十二、教职工薪金在应新学校年度总支出中的比重一览表
（1927-1943）
年份
教职员工薪金（元）
学校年支款总额
（元）
薪金所占比重
100%
1927
7240
9651.34
75％
1928
7197.18
8706.61
82.7％
1929
6468
11095.45
58.3％
1930
6822
8953.70
76.2%
1931
5376
7095.57
75.8%
1932
4949
6538.31
75.7%
1933
3906
4971.98
78.6%
1934
3981
5331.65
74.7%
1935
4452
5753.1
77.4%
1936
4646
6371.47
72.9%
1937
5044
6700.88
61%
1938
5830
7817.2
74.6%
1939
5940
7525.61
78.9%
1940
6352
8356.36
76%
1941
6424
8304.34
77.4%
1942
486
2392.85
20.3%
1943
2245
3380.3
66.4%
上表数据显示，除1942日本南侵这一特殊年份、教职员工年薪金比重仅占学校总支款项的20.3%以外，从1927年至1943年的十六年间，教职员工的薪金总数大约平均占学校经费总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最低为1929年的58.3%，最高则为1928年的82.7％。由此说明，在学校财务运作中，支出款项最多的部分来自校长与教职员工的薪金。
2、与教学与校务相关的开支
作为学校，与教学相关的开支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在上述四份账本表格上，与教学相关的账目主要有“校用”、“音乐”、“校具”、“印刷”、“报费”等条目。这些账目除了开列在“进支月结簿”中，也出现在“草清簿”、“日清簿”、“往来簿”等不同类别的账本中。
综合这些账目条目可以看出，二战前应新学校与教学相关的开支，首先是购买教材。如《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一年英1932年一月一日立“草清簿”“一月条”》：一月十一日：贩卖部对“上海书局一单去17.33元”、“贩卖部对中华书籍五单去20.87元”、“校用”对各种教授书九本1.31元、“中华常识教授法”去1.2角——等。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月结簿”“校用条”：十二个月共支出248.36元。“订全年杂志四种、买马来亚概览一册、卫生习惯挂图一册——”等。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立“进支月结簿：校用条”去380.94元。其中，“三月支中华成语去0.15元、——八月支中英对照南洋地图一幅去3元——”等。
其次是教学用具的置办。在上述民国十八年全年支出款项的表格中，就有“校具支出374.58元”的条目。至于“校具”的具体内容，根据议案簿和账本记录，主要涉及教学设施的购置与修整等项。如民国十七年的“本校全年进支数目总结”中有“音乐对全年支22.1元”的记录。民国二十年，由于钢琴破损致学校音乐课程无法正常进行，董事会为此表决通过购买钢琴。民国十八年四、五月份的“本校进支数目”中有“特别费对四月桌凳去147.4元”、“特别费五月对桌凳去124.8元”的记录。此外，学校还有订阅报刊和印刷费等与教学相关的行政开支。在上述的账本表格中，均有“报费”与“印刷”支出的条目。再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进支月结簿”为例，这一年学校支出的全年报费为17.1元，订阅的报刊包括总汇报与南洋商报等。
至于与校务相关的支出，在账本中亦有诸多条目。如学校的水费、点火费、保险费等。交付殖民政府的各种税费，如门牌税、地税等。学校内部运作的各项费用，如教务部的支出、广告费、车费等开支、为外埠教师提供宿舍的租金、修建厨房、厕所等的费用、以及各种应酬、欢送教师、举办节日活动等项的支出。上述各项费用的开支在学校的支出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如，在民国十七年十月的“杂用费”一项就支出140多元。
其三、与学校产业相关的开支
在表八中，有一项与学校产业相关的记录“整店支出800元”。“整店”就是休整店屋之意。另外，表九、表十、表十一中都有“休整”的条目，亦是与店屋修缮有关的支出款项。如前所述，“店租”是二战前应新学校常年性经费来源的一项内容。为此，有关“校产”的购买和对这些店屋的维护，就成为学校另一项常年支出的经费。
有关购买“校产”的资金，从保留下来的账本看，应新学校主要是从应和会馆筹措款项。因而有关“校产”购买记录不仅可见于应新学校账本，亦保留在应和会馆的账册中。例如，应和馆民国十五丙寅立“日清簿”，有“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应新学校借去一千五百元”的记录。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有“民国十七年四月应和馆借来1600元”的记录。应和馆民国二十四年立“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有“民国十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九日，支应新学校买店屋4000元”的记录等。此外，账本中还可见，购店屋款项也有部分来自当铺、律师等。如民国十七年应新学校购买店屋“乌马结街门牌130号一间三楼，去银15587元”，款项来自应和会馆1600元，律师4000元，当店13,000元等。
借款需还。在账本中可见应新学校的两种还款方式。一是不付利息一次性还款。如民国十七年四月应新学校向应和会馆借1600元，在表九中，有民国十八年十二月还款1600元的记录。另一种方式是支付利息分期还款。如表九、表十都有“供息每月30元、全年360元”条目。这显示应新学校因借款还款的缘故而与应和会馆形成了“借贷”关系。
除了购置“校产”，对“校产”的经营及维护修缮等的支出，在账本中也留下记录。例如，民国十七年应新学校曾多次大规模修整店铺：5月份支出800元，6月份支出400元、7月份支出410元。全年“整店”总支出为1610元。此外，这一年的5月向还向公部局缴纳店税85.62元，10月缴纳69.62元。民国十八年2月缴纳店税69.12元，5月“店业对保险公司去50.25元”、7月再交“店税69.12元。此外，账本的数据也涉及学校因产业投资方面的问题向律师支付费用等的记录。
总括以上所述，二战前应新学校的财政支出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根据账本数据所做的统计显示，二战前应新学校的财政支出主要由教职员工薪金、教学与校务之开销、与学校产业相关的各项开支三部分所组成。其中教职员工薪金支出在总开支中所占比重最大，约为三分之二，甚至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其二、如果说，教职员工薪金、教学与校务支出是一般办学不可或缺的必要开销，那么，“校产”的购买与经营、以及由此形成的与创办及管理应新学校、且作为新加坡嘉应五属移民社群总机构的应和会馆之间的“借贷”关系，则具有移民时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特色。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透过对二战前应新学校财务收入与支出状况的个案研究，从经济层面考察移民时代东南亚华文学校之运作，进而讨论华人社团文献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与史料价值。
本文涉及的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的年代，从1906年（光绪丙午）延至1953年、其中大部分为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后的账册。这些账本除了来自本文所研究的个案新加坡应新学校、创办与管理该校的应和会馆、还包括移民时代作为新加坡广、客两帮最高总机构的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以及作为新加坡“嘉应五属”与“丰永大”两客家社群联络中心的另一庙宇组织“丹容巴葛福德祠”。
鉴于“进”、“支”账目是构成华人社团账本系统的基础，笔者从各类账本的“进”“支”账目入手，以列表统计为主要方式，对上述各类社团账本进行分类整理与爬梳，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社团文献，在当时新加坡社会经济的时空脉络下，具体考察二战前新加坡应新学校以收入与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务运作。以下是相关的结论与讨论。
1、二战前新加坡应新学校的基本状况及特点
本文运用各类账册中的“进”“支”数据，以列表为主要方式，具体考察了二战前各项收支在应新学校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28年至1941年，在“进款”项，学费在学校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约为55%，其次为“会馆津贴”，约占23%、“店租”则约占12%，其余10%为各类捐款和庙宇分款等其他来款。在“支款”项，学校支付校长与教职员工的薪金约占学校总开销的三分之二。其它的三分之一，则主要有教学、校务、学校产业及经营等其他方面的经费支出。
除了各项“收”“支”在学校总“收”“支”中所占的比重，应新学校从1928年至1943年总收入与总支出的状况见下表：
表十三、 应新学校年度财务进支状况一览表
（1928-1943）
年份
进款总数（元）
支款总数（元）
余额（元）
1928
8755.96
8706.61
48.85
1929
11872.21
11095.45.
776.76
1930
8511.11
8953.70
—442.59
1931
6661
7095.57
—434.57
1932
6420.56
6538.31
—117.75
1933
5305.05
4971.98
333.07
1934
5823.80
5331.65
492.15
1935
5992.3
5753.1
239.2
1936
5719.7
6371.47
—651.79
1937
7543.71
6700.88
842.63
1938
8125
7817.2
307.8
1939
7645.47
7525.61
119.85
1940
8018.16
8356.36
—338.2
1941
7747.78
8304.34
—556.85
1942
1496.37
2392.85
—896.48
1943
4286
3380.3
905.7
上表内容显示二战前应新学校办学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其一、经费收支与应新学校的办学规模
根据上表的数据，从1928年至1943年，不论年收入还是年支出之款项，应新学校的办学经费均在五、六千元至八、九千元之间，这反映了至二战前后应新学校的办学规模。
应新学校的办学规模在二战后有明显的变化。虽然本文缺乏二战后应新学校年度总开支的相关数据，但根据应新学校保留下来的1948至1953的《学费月结簿》，以及上节对学费问题的考察可以看出，在1948年至1953年，该校仅学生学费收取一项就已达二至三万元，这说明应新学校的办学经费已从二战前的数千元发展到二战后的数万元。换言之，应新学校在二战以后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其二、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对应新学校发展的直接影响
在上表中，有两个时段应新学校的收支呈现负增长的状况，一是1930年至1932年。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席卷世界、东南亚首当其冲、包括华人社会在内的整个区域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的困难时期。另一时期是1940年至1942年，这是东南亚华人支持中国抗战、日本南侵对华人社会施行“大检证”、华人社团全面沦陷的年代。上述的经济危机与战乱直接影响应新学校的正常运作，不仅使学校的运作入不敷出，在日本南侵新加坡的1942年，应新学校的收入与支出的款项都大幅度减少，从而表明学校在这一时期的办学规模急剧缩小。由此也说明集华社民间之力兴办的东南亚华校，在社会变迁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脆弱性。
其三、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坚持
虽然战争与战乱影响了学校的发展进程，但从应新学校保留下来的账本、议案簿等档案可以看出，包括会馆等社团组织在内的华人社会并没有完全限于停顿，至少是华社兴办的华校并未关门，而是仍在尽力地坚持正常的教学与各项运作。正因为如此，应新学校不仅能在战争期间不间断地开门办学，而且能在战后迅速恢复元气，并把握二战结束后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变迁的新形势，将学校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二战前应新学校办学的基本特征
其一、办学的社群化
应新学校在办学上所呈现的社群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学校的社群所属。该校由新加坡“嘉应五属”社群总机构应和会馆创办与管理、办学经费的来源中有23%来自应和会馆以“津贴”等方式的拨款和该社群商家的“年月捐”、“特别捐”等的捐款。在学生学费的缴交上，学校也订立有利于“嘉应五属”子弟的条款。此外，应新学校在经费来源中，还包括来自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和丹容巴葛福德祠的分款，显示应新学校的办学还得益于与“嘉应五属”同属广、客联合阵线中的“丰永大”与“广惠肇”两社群的支持。换言之，应新学校是以“嘉应五属”为主并结合广、客其他社群的力量倾力兴办的华校。
其二、财务运作的制度化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社民间推动的华文教育之所以能持续发展，华校制度化地规范办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战前应新学校的经济运作证明了这一点。保留下来应新学校的各类账本，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不间断的登录应新学校的“进”“支”账目。而这些账目的诸多类别，如“进项”中的“会馆津贴、学费、店租、年月捐、特别捐、福德祠分款”、“支项”中的“薪金”、“校用”、“印刷”、“报费”、“整店”等条目也在数十年间基本不变。这充分显示二战前应新学校财务收支状况的基本稳定且已经制度化。
其三、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由于缺乏中国政府和各地殖民当局稳定的财政支持，移民时代的东南亚华社民间兴办的各类华校，必须拓宽经费来源使之多元化，方能生存与发展。应新学校亦是如此，在保留下来的账册“收入”项中，不仅有来自学生的学费、会馆的津贴、各类捐款，还有校产的经营等诸款项，呈现出经费多元化之特征。。
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些经费来源中，如果说学生学费的缴纳、校长与教职员工薪金的发放、教学与校务的开支等是一般办学不可或缺的必要收支，那么，“会馆津贴”、“庙宇分款”、“校产”的购买与经营、以及因经费问题应新学校与应和会馆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等，则具有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帮群社会的特色。
上述的三个特征，对应新学校在二战前后的数十年间能够持续与顺利地运作意义重大。应新学校办学的社群化，使该校能持续得到“嘉应五属”与广、客两帮群中的“广惠肇”和“丰永大”在经费上的支持与帮助。而财务运作的制度化和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不仅使学校对各类款项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亦有助于拓宽学校筹集办学经费之渠道，从而为学校的运作与发展提供重要与关键的经济支持。
最后，有必要讨论华人社团账本的史料与学术价值。本文的个案研究，显示华人社团账本对于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账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经济史的新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角。例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帮”及“帮群”为分析框架，从社会文化视野讨论东南亚华人移民的社会结构。保存下来的各类华人社团账本，将为学者们提供新的数字类的文本记录。运用账本中有关华人社团内部社群关系、认同形态与经济运作等的记录，将有助于从社会经济视角，深入研究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帮群社会的建构与演化。
综上所述，社团账本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记载自己历史的一类重要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感谢授权发布。本文原刊《文史哲》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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