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谈到土著保护政策，经常被引用的《联邦宪法》条文是第153条文，但这条文只触及马来人、沙巴与砂拉越土著的特殊地位，却只字未提西马半岛的原住民。
关注原住民的前线研究员和社运分子柯林（Colin Nicholas）透露，这显示国家政策并没有将西马原住民列为优先照顾的群体。
“过去，原住民甚至不被当人对待。若你要找到原住民人口，你得去查看野生动物记录。”
“你会在大象、老虎的预测数量中，找到‘Sakai’（原住民贬称）的人数。”
“他们被当作野人，不文明、奴隶的料子。至今，这种认知已在当局之中根深蒂固，没有太大差别，认为他们大部分都没受教育、无助、游牧、反对改变、反发展。”
“历史书籍上找不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所作的贡献。”
他认为，由此一来，政策决策者从来不把原住民看成是多元且拥有独特文化的群体，同时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为自己做主。
同化成马来社群
柯林说，1960年，相关政策文件显示，原住民将被同化为“马来社群”。此后，“融入主流社会”一直成为原住民政策的主调。
不过，他进一步说明，这种把原住民赶入“主流社会”的作法，沿袭了家长式管理的作风，在没有任何咨询下，落实会直接影响原住民的政策。
这种作风可以从原住民发展局的反应看出一些端倪。2015年，《星报》揭露，霹雳嘉海（Jahai）族爆发一连串的死亡事件。根据当地的原住民，嘉海族孩童患上一种称为“塞剌万”（Serawan）的疾病而无故死亡，惟原住民发展局完全不知情。
根据柯林，原住民发展局受询时，以原住民抗拒他人协助等为由，推卸疏忽的责任。当局还举例说明，他们曾为嘉海族推出饲养鸡羊计划，惟以失败告终，来断定原住民无法自行发展。
不过，对柯林而言，嘉海族拒绝饲养计划的作法是合理的——没有一个森林居民会愿意饲养鸡和羊，因为这样会招惹老虎和蟒蛇等肉食动物。
实际上，嘉海族住在天猛莪湖附近。所以，他们认为养鱼计划，比饲养家禽更适合他们。不过，他说，原住民发展局却完全不知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询问嘉海族需要什么。
土地权攸关重大
柯林透露，许多政策台面上看起来利惠原住民，但其实是在满足外部利益，像政府在2009年决定颁发土地所有权给原住民。
此举最后沦为一场土地掠夺，剥夺了原住民发展局原本承认颁给原住民的习俗地，面积高达7万7000公顷。
“该政策的其他条款与规则清楚地彰显出，其用意是要否定原住民的权利和他们所要求的习俗地，基本上就是让他们继续贫穷。”
前半岛原住民组织主席巴东尼（Bah Tony，见下图）透露，土地权是所有原住民团体的“首要关切”。
“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询问法律建议或要求采取行动，抱怨各种土地问题。”
巴东尼是一名律师，也有闪迈族（Semai）的血统。当原住民开始立起路障，阻止伐木业者和种植活动时，争取习俗地的困境成为原住民的主流课题。
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吉兰丹话望生巴拉（Balah）永久森林保护区的特米亚（Temiar）族，2016年在比海村（Pos Bihai）设立路障。巴东尼说，那次的风波令原住民震怒和沮丧。
原住民艺术家沙果耀（Shaq Koyok）表示，土地权力非常重要，因为那是原住民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的核心。
“如果没有这层认知，我们就无法解决原住民的教育问题，因为孩子们流离失所，无法顺利上学。”
“其次，有许多偏远社区，特别是在话望生（Gua Musang），仍然缺乏基本生活设施，譬如干净的水源、电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如适当的道路。
“这在现代马来西亚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其他马来西亚公民一样，享有这些基础设施的资格？”
原住民议员是曙光？
一些观察人士可能认为，今年1月的金马仑补选，选出了西马首名原住民国会议员南利（Ramli Mohd Nor），会是原住民的一线曙光。但社区活跃分子迪加（Tijah Yok Chopil）认为，其中的课题来得更复杂棘手。
她最近在一个原住民议题的论坛上说，一些草根原住民团体，譬如她自己所属的全马原住民网络（Jaringan Orang Asal SeMalaysia，JOAS），在补选举期间，就发起反对南利运动。
她说，他们觉得南利所代表的国阵，在执政时就忽视原住民的意见，而南利只是国阵利用原住民谋益的又一例子。而且新政府希盟也不例外。
第14届大选后不久，体制改革委员会向耆老会提交了一份原住民报告，但一年快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
去年，世界原住民日也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政府一再推迟世界原住民日活动，先是延至9月，然后又延宕到10月，最后不了了之。
希盟本月将举办研讨会，研拟原住民政策，但也引来不同反应。
掌管国家团结及社会和谐的首相署部长瓦塔慕迪表示，研讨会研拟的解决方案将带至内阁进一步讨论。全国各地原住民村长将出席研讨会，而且首相也会亲自主持。
反映原住民代表性
惟柯林认为，这恰恰反映出希盟政府的离地，他们不知道先前已有召开许多类似的会议，制定了各种不同的蓝图和建议。
但也有一些人，比如副教授沙尔吉（Sarjit S Gill）却认为，即将来临的研讨会有其积极之处。
沙尔吉曾与人合著了一本关于原住民发展困境的书。他说，这场将在4月22日的世界地球日举行的研讨会，亟需针对之前提过的问题，理出具体实际的解决方案。
经过几十年的边缘化，沙果耀希望这次的研讨会至少要解决代表性的问题，确保原住民的声音能够在会议上获得关注。
他认为，如果希盟政府真的认真看待原住民，并以研讨会作为改革起点，那么这场研讨会才具有正面的意义。
“我们欢迎各界关注原住民和富有知识的人来参与，但原住民本身的直接看法和经验必须被听见和捍卫。”
“吉隆坡有很多跟原住民有关的论坛，但却很少有来自原住民的代表演讲。”
“缺乏代表和参与向来都是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原住民的代表性非常重要。”
（本文原刊于《当今大马》2019年4月18日，翻译自《当今大马》英文版，题为“Once deemed ‘wildlife’, Orang Asli still face condescension”， 为马丁（Martin Vengadesan）撰稿，记者叶蓬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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