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就这样被砍下来，”71岁的阿都拉曼诺（Abdul Rahman Mohd Noor）述说着自己亲眼见证的历史。
世上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恐怖经历呢？想必不多。
然而，对513事件的目击者来说，即便经过了半世纪，如此残忍的画面却仍然萦绕在他的脑海。
阿都拉曼诺的家，就离1969年原任雪州大臣哈伦依德里斯（Harun Idris） 的住处不远。
“当时，拉惹劳勿路（Jalan Raja Laut）可说是像战场一样，好几辆车子都被烧掉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一辆白色的马赛地在大臣的家门前被拦截下来，我记得他大喊：‘救命！救命！我是马华的！我是马华的！’ ”
“他的手就这样被砍下来，你想想看，我当时才2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 阿都拉曼诺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娓娓叙述着他尘封已久的513故事……
吉隆坡街头染血前夕
那一年，我才刚刚登记入学马来亚大学，修读经济管理系。骚乱爆发前，1969年选举才刚刚落幕。雪兰莪的巫统党员可说与在野党的党员人数不相上下。选举前，双方就已经发表许多煽动的演说。
我有个好朋友，叫哈伦萨林（Harun Salim）。我们打从在玛拉科技学院（ Insitut Tekonologi Mara，ITM）一起念书的时候，就非常要好，后来还在马大修读同个学院，他选修经济分析，我则选修管理。我们从学院时期就经常一起骑着他的本田小狼（Honda Cup）到处溜达。
5月13日那天，他骑着他的摩哆到我家接我，准备去马大办理注册。我家就住在华森路（Jalan Watson，现称哈芝亚雅路，Jalan Haji Yahya）门牌24号，距离哈伦依德里斯的官邸大概只有100米。
我们在马大完成注册后，就去吃午餐。回家前，我们原本打算到苏丹街的柏屏戏院（Rex cinema）看电影。当时，指天街（Foch Avenue，现称陈祯禄街）已经开始发生了骚动。
幸亏，一名德士司机跟我们闲聊时，劝我们别去戏院了，赶快回家，说是可能会发生动乱。所以，我们才决定折返回家。我想我必须感谢那位伯伯。
大约下午3点，哈伦萨林送我到华森路的住家，他则回去他啤路（Jalan Peel），他爸爸居住的政府宿舍。
大约下午4点半，我听见两三辆车子在甘榜峇鲁绕来绕去，用扩音器叫所有男人到大臣官邸那里集合。同时，他们也要求小孩和妇女留在家里，不要出门。
当时，集合的目的是要向其他种族宣示，部分不负责任的人所做的事，已经激怒了甘榜峇鲁的马来人。
至于华人和印度人，选举成绩公布时，好几组在野党支持者带着各自的党旗，开着罗里在街上游行。甚至，有人说出挑衅的话，如“马来人！你们输了，回去你的甘榜吧！你留在这里没有用了，回去你们的甘榜！”诸如此类，令人听了不是滋味儿。
他们在拉惹劳勿路，驶入武庄巴西路（Jalan Hujung Pasir）的路上徘徊。我是亲眼看到他们，亲耳听到他们这么说。我最不能接受的是，罗里上坐着两三个印度人，当街展示他们的生殖器。这我就没办法接受啦！
大概是因为这些行为，导致甘榜峇鲁的人觉得不能就此罢休了，而是必须告诉对方，我们所拥有的权利。虽然我们输了，但不代表我们必须交出所有一切。
暴力的蔓延与失序
印象中，他们计划在傍晚5点还是5点半开始示威游行，但是那时才下午4点半，当时大概有一两百人聚集在大臣家外。
如果按照我的观察，拿督哈伦当时的确同意举办反制游行（以对抗在野党在选后的游行，以向对方宣示，我们马来人还在这里。你们别乱来，我们会继续守留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这场游行本来应该是和平的，不过也有人带着武器。他们本来应该从拉惹劳勿路游行到秋杰路，这是我所知的原定计划。
不过，也有人原本就已经（因为他族的挑衅而）情绪高涨，所以就自己先去了。但是，如果说这场暴动是经过策划的，我倒认为，事实并非日如此。反观，我倒认为，它是因为失控而蔓延出去。
当时，拉惹劳勿路可说是像战场一样，好几辆车子都被烧掉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一辆白色的马赛地在大臣的家门前被拦截下来，我记得他大喊：‘救命！救命啊！我是马华的！我是马华的！’
不过，他的手就这样被砍下来。你想想看，我当时才2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这肯定会造成创伤。
有些人的车子被烧掉，有的人受伤，有两三个人就这样横卧在沟渠里。他们有的呻吟，有的喊救命。
傍晚时分，有两三个家庭传出小孩和妇女歇斯底里的叫喊。当你亲身目睹这些事，那真的是一种创伤，真的是创伤。他们那样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那个时候已经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了。村里的人速手无策，没有人懂得治疗，我爸爸懂一点，于是偷偷摸摸底去到那些家户，替他们治疗成功使歇斯底里的他们镇静下来。
骚乱后的暴躁与省思
小时候，我曾经住在槟城6年，在槟城就读小学和中学。在那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结朋友。三年级时，我很多朋友都是非马来人，也有很多华人朋友。
他们都说福建话，所以，我懂一点点福建话。我妈妈也是，她是暹裔和华裔混血儿，很会说华语、福建话和广东话。所以，我从小就接触不同种族，跟很多人混在一起。
至于我的教育程度和交友圈子，我其实没这么地“马来人”。但是，发生513悲剧后，我和当时很多年轻的朋友，觉得愤怒不已。我们的马来情绪沸腾到溢出来。
两三年后，我变成了一个很暴躁的人。一旦触及马来人权利和利益的课题，我绝不妥协！
不过，久而久之，我渐渐清醒，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以恨治恨，只会衍生更多的憎恨。我觉得，政府必须坚定，切勿让同样的事件伺机爆发。
如果我们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反而趁机利用种族之间的差异捞取政治资本，这件事情或许会再度发生。这是我所畏惧的。
政治人物本应经常保持谨慎。我想起菲律宾第二任总统奎松（Manuel Quezon）曾经说过的话，“国家忠诚必先于政党。”
这一点很重要。政治人物不应该从政党视角看待事物，而是要从国家的视角。
（原刊《当今大马》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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