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513历史事件时，经常只沦为“大写的历史”（History），罹难者只剩下一组数字，面孔模糊不清、没有姓名。50年后，这个历史创伤仍是个禁忌话题，仍在世的罹难家属经常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他们明明最靠近这段历史，却往往成为最失语的一群。
罹难家属经历生命的剧变后，究竟如何走过后来的人生？他们痛失的亲属好友当初又经历了哪些事？
吉隆坡甘榜巴鲁希律（Jalan Hale，今已更名Jalan Raja Abdullah）曾有一户黄姓大家庭，10名家人中，有5人在暴乱中遇难丧生。
1969年513事件爆发时，黄大姐是一个24岁的女孩。离家出外工作的她，就在一夜之间痛失5名家人，包括74岁的祖母、50岁的母亲、18岁的妹妹，还有两名分别14岁和10岁的弟弟。
“关于这段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想、不敢提、不敢问，因为我很痛苦。”
转眼间，黄大姐也年届74。她至今都还不知道她的亲人葬身何处，50年来也没有机会拜祭他们。
黄大姐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低头掩面痛哭，半分钟后，情绪才平复过来，“我真的很想把我遇难的家人都通通忘记，可是我不敢忘记。如果连我都忘了他们，还有谁会去记得？”
513事件的罹难人数众多，大部分非穆斯林死者最后葬在雪州双溪毛糯（Sungai Buloh）的墓园, 而穆斯林死者则葬于雪州鹅唛（Gombak）。根据官方报告，只有8具罹难者尸体归还亲属安葬，其余皆由政府处理。
亲人在暴乱中丧生，家属未必有机会送他们最后一程，不少罹难者的身份无从识别，因此葬身在双溪毛糯墓园的多个墓碑上，写着“无名氏”（unidentified chinese）。
“这起事件发生后，一直没有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或交代。我们只能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生活慢慢恢复正常。其实，我们家属内心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缺失，我们少了一个了结。”
“……现在，我鼓起勇气将我家里的事情说出来，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暴力的可怕，我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痛苦，我要让大家记得我的家人。唯有当大众都开始去记得历史，作为遇难者家人的我们才能放心忘记他们、放下过去。“
以下是黄大姐对513事件的记忆：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否有在1969年投票。当时，我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我相信，我的其他家人也是如此，否则他们不会对家门外酝酿中的动乱一无所知，最后遭围困而死。
我们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家庭，一家十口住在希律一间租来的平房。513事件爆发时，我们几个大的孩子都在外头工作，这也是我们都活下来的原因。
513那一天，我人在适耕庄，同事们还觉得高兴，“啊，戒严了，我们可以几天不用上班啦。”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吉隆坡发生什么事。
513骚乱后，黄家被烧成废墟。图为黄家同排房屋的情景，摄于513事件次日，由动画工作者哈山（Hassan Muthalib）拍摄和提供。他的住家与黄家相距仅50米。513事件次日，他拍下黄家同排房屋的情景。
几天后，通讯终于恢复。我弟弟从吉隆坡打电话来告诉我，留在家里的5个家人全部失去音讯，顿时让我觉得晴天霹雳。
解严后，我顾不上危险，顾不上同事的阻拦，忐忑不安地乘的士到巴生的姑姑家，和其他幸存的兄弟姐妹会合。从巴生，我们5个兄弟姐妹再想办法来到吉隆坡。
到了吉隆坡，从警察局到医院，我们像盲头苍蝇，到处都找过。“到底我们的家人在那里？为什么他们不联系我们？”
废墟中的一具遗骸
事发大约10天后，吉隆坡市中心终于解严了。我们总算可以回家了。
回到本来是住家的现场，我什么都不认得。整排房子烧掉了，一切面目全非。空气中浓烈的尸臭味，我忍不住蹲下来呕吐。
废墟中，我约莫认出了我们客厅的模样，也看到了一具上半身只剩下骷髅骨的遗骸。谁？是谁？
“阿川，是阿川啊！”从遗骸脚上穿着的鞋子，我认出来了，那是我14岁的弟弟晴川的腿！
一时间，我只懂得蹲在地上痛哭。阿川是我们黄家最优秀的孩子，本来是我们全家的光荣和希望，但是他竟然死了！
华人用万箭穿心、肝肠寸断来形容心灵创痛。惟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是多么贴切的说法。这么多年后，我还记得当初那种的痛楚。
其他兄弟在废墟里找到晴川的二胡，还问我要不要捡起来。我万念俱灰，告诉他们：“以后睹物思人，看到就伤心，这种东西通通不要了”。
后来，我真的很后悔。虽然我完全不想看、不想提513事件，但是我还是认为，当初应该把那把二胡留下，当作一个纪念。
黄家原本一家10口，其中5人在513事件中遇难（见图）。左起为妹妹黄毓秀（18岁）、弟弟黄晴川（14岁）、祖母林氏（74岁）、母亲陈美月（50岁）和弟弟黄浩然（10岁），弟妹皆为吉隆坡中华中小学学生。
只有祖母的遗容“最干净”
我不停不停地在哭，脑袋空白一片。后来的许多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约莫知道，大哥去了谐街（Jalan Tun HS Lee）的警察局，看照片认出了其他3个家人。他们都遇难了 。
大哥说，所有人里，只有我祖母的遗容“最干净”。其他二人的死状到底如何，他没有说，我们也没问。
警察告诉我大哥，罹难者的遗体都葬在双溪毛糯。到底在双溪毛糯的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剩下的几个兄弟姐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寻找坟墓。几十年来的清明节，我们从来不曾拜祭。事实是，513事件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都绝口不提513。就算偶尔提到，大家都很有默契地马上转移话题。
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共有的最大伤口，没有人敢去触碰。后来，我孩子出来工作后，说要替我找他们的坟墓，我也拒绝了。
什么祭拜、什么仪式都是假的。找到了墓碑又能怎样？拜祭了又能怎样？难道他们能够死而复活吗？
“为何死的那个不是我？”
513事件后，我曾经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死的那个不是我？”如果我死了，至少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明白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我不能睡觉。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难过得想去死。只要白天一提起这件事，我就会整个晚上不能合眼，觉得日子过不下去。
所以，关于513事件的回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想、不敢提、不敢问，因为我会很痛苦。大火也把我们家的照片烧个精光。
因为一直不敢去回想，很多年后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我已经想不起我妈妈长什么样子。甚至，我的祖母、我的两个弟弟和那个妹妹，他们的面目都非常模糊。为什么我会把他们忘记了？
其实，我真的很想把他们都通通忘记，可是我不敢忘记。如果连我都忘了他们，还有谁会去记得？
图为黄大姐祖母的死亡证，死因注明为“砍杀”（KENA TETAK）。
后来我结婚有了孩子后，偶尔和子女一起去小旅行时，都会想起我那个苦命的妈妈。我总在想：“如果我当时也能带上我妈妈，和她一起旅行就好了。”
我妈妈一生劳碌，结婚生子后，困在希律的那间小房子里照顾一家大小十几口，连离家远一点的地方都没去过。如果没有发生513事件，再过几年我的弟妹很快都会毕业出来工作，她就可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了。
可惜，她一直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
我那3个遇难的弟妹，性格比较木讷文静，但全部都是能读书的小孩。
我的妹妹毓秀遇害当年只有18岁，在吉隆坡中华独中就读高三，正值豆蔻年华。关于当晚的情景我耳闻许多，但一直不敢去想象，在那么多暴徒包围的情况下，她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折磨。她的命运一定很悲惨。
图为黄晴川来不及领取的奖杯，1969年遇难后，由姐姐于同年年底到校上台代领。
晴川来不及领的奖杯
我和最小两个弟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分别比他们大10年和14年。我们的父亲早逝，很早就成为没有爸爸的小孩，而且家里又很穷，所以我特别疼惜他们。
晴川死时只有14岁。他的死也最让我痛心。他个性腼腆安静，是一个十项全能的优异学生。当年我们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特别栽培他，但是他却样样无师自通。三语演讲、作文、书法、篮球、唱歌、二胡、绘画，他样样精通。每次考试和比赛，他都拿第一。
1969年底，我妹妹哭着去中华国中的校园颁奖礼，上台替晴川领了3个奖。那是他在1969年遇难前几个月在学校赢得的奖项，分别是篮球比赛冠军、英语演讲比赛冠军、华语演讲比赛冠军。
他以前赢得许许多多的奖牌，全部都在513骚乱中被烧光了。他是一个那么难得的人才，如果当年没有遇害，日后必定大有作为。
图中前排左一为黄晴川，照片原摄于1968年，是家人后来向其同学借来，到摄影馆翻拍且仅存的惟一影像；右侧是黄晴川的画作以及撰写于1968年的作文，题为《我的家庭》。
我最小的弟弟是黄浩然，患有小儿麻痹症，自小就瘸了一只脚。他4岁就没了父亲，大家都很怜悯他，也是家中最得宠的小弟弟。
小时候，我会让他坐在我大腿上，把他抱在怀里亲亲他，嗅嗅他的乳臭味。在适耕庄时，我还会写信回家给他。信里头一半是文字、一半是图画，鼓励他要好好听家人的话，谁知他却始终无缘长大。
从小我就和目不识丁的老祖母同睡一间房，一直到我19岁离家外出工作为止。每天晚上，我都听她絮絮地说着她家乡的故事，摸着她冰凉发皱的手臂入睡。
我的祖母不杀生，持素了几十年，每天在家都披着袈裟敲木鱼、拜佛念经。她那么瘦弱，暴乱当晚暴徒只要推她倒在地上，她就没有了。
他们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我经常设想，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到底有多惊恐、多无助？他们5个人，老的老，小的小，全都是老弱妇孺；他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也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513事件发生时，我们活下来的几个兄弟姐妹都非常年轻，最大的27岁，最小的才17岁。全部人都手足无措。没有人教我们应该怎么办，只懂得一直不停地哭，连续哭了好几个月。
我们的家当全部烧毁了，长辈和弟妹也死掉了，我们名副其实地“家破人亡”。后来，政府安排我们入住敦拉萨路17楼组屋，但是我们各自在不同地点工作，5人中只有两人常住那里。
从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回家”的概念。我们的家散了。
黄大姐和黄浩然的合照，约摄于1964年；右侧为黄浩然四年级时的音乐课本，以及在另一课本的涂鸦。
冀设立纪念碑悼念遇难者
当年干下这些暴行的暴徒，我相信还有很多仍然在世。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他们会不会良心过意不去、会不会忏悔？为什么他们那一刻可以那么残忍？
以前，我们家对面就是马来甘榜，我们和这些马来邻居虽然不相往来，但是却相安无事，相处和谐。我始终相信，513暴动是有组织的外来群众行凶事件。我不能相信，我的马来邻居会杀害我的家人。
这起事件发生后，一直没有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或交代，我们只能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生活慢慢恢复正常。其实，我们家属内心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缺失，我们少了一个了结。
总有一天，得有人给这些罹难者一个公道，要给家属一个交待。即使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得到答案。
我希望有关当局能够立一个纪念碑或纪念馆，把受害者的名字和生平刻在上面，让世人知道，一个10岁的孩子，没有理由要承担这样的罪过。
我要让后世的人知道，他们是多么地无辜和冤枉。我希望，历史永远永远不要重演。
其实，我一直都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现在，我鼓起勇气将家里的事情说出来，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暴力的可怕，我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痛苦，我要让大家记得我的家人。
惟有当大众都开始去记得历史，作为遇难者家人的我们，才能放心忘记他们、放下过去。
（原载《当今大马》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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