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谁是“中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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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香港的故事,不是谁先挑衅谁的问题。看到大马华人“中文”社群里分成两派,什么“慕洋犬”、“中华胶”的,骂来骂去,很是感慨。

其实早在1996年我刚写边缘评论时,就写了一篇〈分裂、统一与历史诠释权〉。虽然当时谈的是海峡两岸的问题。那时已叩问:

我常常在想,对那两岸的事,我们的华社为什么总是会那样的热衷“关心”着?是因为作为“海外”华人,基于民族文化的情感,对中国常有一份热切的关心?还是乐观的相信21世纪将是中国人(或华人)的世纪,以为这中华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大中国),在统一强盛后,对长期处居窘境边缘的“海外”华人有所助益?还是真心诚意要“反帝反美”?然而,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的事,不见我们去探讨;俄罗斯试图“平息”“镇压”车臣的事,又不见我们去关心?其中的道理,我实在搞不懂。若真是怀有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可否像首相马哈迪在1996年4月4日波斯尼亚教育援助基金移交仪式上,因过度激动而语音哽咽?有人说“那是一种感人的举措,每个马来西亚人都会受感动”。惟大马华人真会如此吗?

这篇文章,就收在我的新书《边缘评论:文化漫步》的第一篇。

什么“中华胶”?与其说他们是“中华胶”,不如说他们的“中华情结”太重吧!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接受华文教育,早年又参与左翼运动付出青春岁月的前辈,他们的心境,或许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而不是嘲讽。

对我来说,华裔马来西亚的真正左派,郭鹤龄是一号人物。但现在很多“说中”的“老左”,以我的理解,与其说他们是坚持反帝反殖反资的“左派”,不如说他们拥有更多的是强调民族主义的情怀和带有“救亡式”的集体主义的激情。

这传统,上承五四“新”精神、非白即黑的爱(中)国运动,后来却是“救亡”压倒“启蒙”,益了民族救亡的所谓“左”的政党的崛起和左的联盟。下续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性”影响,这一代人他们激情过、坐过牢,大马“中文语境”里“左”的激情,其实骨子里,可能很多更深的是“民族救亡”。

这种民族救亡的“自觉”,在中国或是大马“中文”华社里,都发挥过其凝聚团结自强的积极作用。但却亦困在这多少带有“集体主义”式的民族救亡之中,很难去了解台湾的民主化和香港人对“自由”早已习惯了的生活作息。只能简单二元对立的以日本奴化、英国殖民化去解读。而大马华社世代的撕裂,更是越来越大,完全失去了对话的交集。

然而,今天网络上有不少年轻人也是挺“大中华”的。这又是什么心态呢?我真的是莫名其妙了。

没有自身的文化根基,若傻傻跟着华裔政客说要去接受主流族群的文化和感受,那你等着同化吧!但如果在地华人没有意识应该要建立自己马华文化的主体性,凡事以“大中华”为依归,那根本就是一种“再中国化”,对在地者来说,那是危险的。

当代中国的崛起,网络中国软实力宣扬大中华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奏效,加上长期以来大马政客的操弄,族群意识的撕裂(而不是多元对话),种族关系各自的傲慢与偏见,1990年代提出的“文化马华”曾几何时,如今的“马华”很多时候竟被误认为就是“马华公会”,呜呼哀哉!

没有建立本身马华文化的主体性,“马华”必败。只好向往“中国好声音”,然后期待评审的转身,你战战兢兢告诉“大中华”的观众:我来自马来西亚。

小学华文教育,发音用词,北京语规范。从不想要去建立自己的一套华语规范。从那天开始,我就很担心了。

一个缺乏文化主体性的在地族群,注定是离地的。说什么“离散”,是讲好听的。

当马华文化就只等同于中国文化的时候,不管老左还是年轻人,你的“马”已脱缰。你还真的没本事“骑马”啦!难怪了。

  

(作者系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原载《星洲日报》2019年6月23日“边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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