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燕鹏博士于2012年11月至2014年1月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担任客座研究员，本书是这期间所作几项研究的成果结集。
本书以马来西亚华人史为主题，针对华人社会的权威、方言社群与佛道信仰三方面，进行实地田野考察，最终以八篇研究个案（青云亭两篇、吉隆坡福建会馆及福建人各一篇、佛道两教四篇）、三篇书评和审查报告以及六篇报章评论，结集成作者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第一部作品。
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小安教授与马来亚大学历史系黄子坚教授为本书写了序文，分别指出作者在跨界研究及掌握运用中英文材料方面的特色，对全书赞誉有加。
就文体看来，全书各篇，无论学术专题、研究评述，还是以华人研究为旨的评论随笔，都围绕着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偶有附会理论或用词随意的小毛病（页4），但仍可视为一部具有相当水平的学术论文集。
本文将针对书籍中个案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评述与讨论。
关于马六甲青云亭领导权威的讨论
作者以过去学者较少引用的碑铭材料，分别以两篇文字分析青云亭从甲必丹到亭主时代的权威及其历史转变。
第一篇是讨论1800年前后甲必丹的活动。过去学者多注意马六甲历任甲必丹的名字与考证，本篇则是以青云亭数方碑铭为据，侧重分析从荷兰时代到1828年英殖民时代的官委甲必丹制度。
有关甲必丹时代的人名系谱及历任甲政事迹，郑良树先生在饶宗颐、日比野丈夫、许云樵、张礼千、叶华芬及黄存燊诸家的基础上，曾做出较全面的补充。1晚近庄钦永在前人的研究上再推进了几步，提出曾世芳及曾佛霖或曾振耀实为同一人。作者依旧认为李为经是后人认可的第二任甲必丹（页6），据庄钦永的研究李为经实应为第三任。最近，青云亭新发现了第五任甲必丹曾其禄以下，学界迄今不详的两位继任者之一的大名，但详细资料有待青云亭的正式发布为准。
这篇是全书的首篇论文，作者以1800年以前的碑铭捐献名录及其捐赠款额，说明商人群体靠捐资成为社会的领袖，几个来自漳泉与厦门的大姓则各别进入马六甲华人社会领导层。
较有意思的是，作者剖析了英殖民时代甲必丹制度废除后，最后一任甲必丹曾佛霖未能被青云亭委任为亭主的原因。作者推测，甲必丹是殖民政府委任的，要效忠及维护殖民当局，但“必然要损害到华人社会的利益，必定会被华人社会所唾弃”（页22）。
因甲必丹制度对殖民统治有利，英殖民政府于是在稍后的森美兰及吉隆坡各地也实施华人甲必丹制度，照理不会突然中止马六甲甲必丹制度才对。作者推测马六甲甲必丹制度中止的理由，似乎欠缺史料佐证。
有几处马六甲华人史的细节被轻易带过了。比如对男姓人名后的官字的用法（页12），庄钦永已有充分的说明。2
再如，作者提到华人族群内部的方言群竞争时，认为早期出海南来的多是广东人或客家人，他们来自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到1825年英国接管马六甲之后华人多来自福建（页21）。其实，庄钦永曾综合马六甲墓碑神主等各项材料，提出马六甲的开发是以福建禾浦家族为主，与颜清湟教授提出客家人开发槟榔屿的情况有别。3
第二篇文章中，作者以青云亭亭主领导权的式微与再造为主题，分析前三任亭主即梁美吉、薛佛记和陈金声的活动业绩，说明亭主时代早期曾努力恢复甲必丹时代的华人领导权威，但是功败垂成。
一般将陈金声视为第三任亭主，作者则提出陈金声曾在梁美吉1839年去世后，薛佛记出任亭主之前的1841年，担任过亭主，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论证。作者这个看法，主要是要发明在梁美吉时代，漳州府籍的梁美吉与福建永春籍的陈金声对青云亭领导权的争夺（页27–28）。有关薛佛记的研究已有不少。4
薛佛记在新甲两地都是福建帮的首要领袖，陈金声跟他争夺马六甲青云亭领导权的原因，作者却是语焉不详。
关于青云亭领导权威的研究，郑良树曾有专文讨论。5他梳理了从荷英到马来亚独立，青云亭领导意识与权威弱化的原因，并综合梳理了青云亭的组织与辖权，很值得参考。青云亭亭主的领导权威虽在历任亭主时期各有变化，但青云亭本身的领导地位却一直得到维持，大致要到辛亥革命时期，随着青云亭组织结构的峇峇化与英化，其领导地位才日渐弱化。
吉隆坡福建方言社群的研究
方言帮群的研究是新马两地华人研究的大宗，前辈学者做出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丰硕。作者在前人以地域省籍为主的研究基础之上，以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义山935名丧葬者资料，探讨福建社群内部的籍贯分布这一微观问题。
文章详细说明了20世纪初吉隆坡福建人的组成。泉州府中，安溪、南安及永春分占前三位。漳州府中，海澄、诏安和龙溪则居前三位，漳浦只有一人，其他县属未见其例。来自福州和兴化地区的人数很少。在本篇第三节，作者以福建各县级人士从事的职业以及福建地方骚乱的历史背景，解析这个时段吉隆坡福建人籍贯的分布特点和形成原因，相当有说服力。
第四篇专门讨论20世纪30年代雪兰莪福建会馆对中国事务的关心，这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各籍贯华侨或华人关心中国事务的一个具体案例。作者引用王赓武教授著名的华人三类型说，提出晚到雪兰莪的福建人仍对中国事务抱持关心，跟殖民地土生华人认同英国而非中国形成对比。其实，吉隆坡一地的辛亥革命党人中，有不少是土生受英文教育的侨生华人，如原籍槟城的峇峇陆秋泰就担任过同盟会的吉隆坡分会会长。
佛道两教的个案研究
作者以中国史专业之背景，以中国华南地区的佛教寺庙做对比，讨论马来西亚华人宗教的特色与变化，颇有理趣。作者指出，青云亭、广福宫与极乐寺，乃至于极乐寺下院之观音寺的日常运作，与宋元以来福建地区佛教参与地方民间信仰事务，与实际利益互动的实况相当类似。
作者将大马佛教寺庙分作单纯佛寺、接纳其他神祗的佛寺、民间信仰为主的佛寺与僧人管理的民间祠庙四类。除了单纯佛寺由方丈主持外，其他类型的寺庙多由理事会管理，僧人的发言权相当有限，乃至于引入民间信仰如九皇大帝作为争取信众支持的手段，因此大马佛教寺庙的存在方式具有较世俗化的一面，与中国传统佛寺的僧人管理模式有所区别。
关于融熙法师生平一文，前面铺陈稍泛，正文直叙法师与星马的佛事因缘，相当平实。需要补充的是，文中误将“僧腊” 一词写作“僧蜡”（页96）。融熙法师墓塔（stupa）筑有“南宗法脉”四字，作者误作“南宗法派”（页103）；另有纪念塔捐缘铜板及修筑纪念塔道路功德题名铜板各一，值得参考。7
宗教部分第三篇专门讨论了福报观念下马来西亚汉传佛教的公益活动。本篇文字颇长。第一节综述20世纪大马公益事业的概况，似乎稍嫌普泛，且跟华人社会传统的公益活动关系不大。第二和第三节说明大马佛教公益的百年变迁，列举八打灵观音亭，但并不包括近三十年来传入马来西亚的台湾佛教组织如慈济功德会、佛光山及法鼓山，以及本地佛教公益做得相当成功的修成林等等，涵盖的层面有所不足。第四节比较安邦九皇爷南天宫和八打灵观音亭的社会捐赠，意在说明侧重教育与社会救济的两类公益模式。
作者的三篇佛教相关的文章都做出一定的贡献，但若能梳理个例中数个佛教团体的组织发展，比如这些佛教团体如何组织节庆与筹募活动，或许可以发现更多有趣味的现象与问题。
宗教部分的最后一篇则是就华人社会结构的特点与宗教信仰空间的社会经济层面，探讨槟城浮罗山背福灵坛九皇爷神诞巡境的意义。作者指出，方言帮群的信仰活动，可能发展成当地华人社会民众共同参与的公共庆典，成为打破不同方言社群界限的跨界活动，将不同的华人方言社群组织成一个整体且团结的社会群体。这种个案研究方法，不仅可为研究华人各种宗教组织提供示范，同时对华人社会其他组织的研究，如华文学校与地方会馆的社会活动与发展模式，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很可以反映与揭发华人社会活动的多重面貌与贡献。
研究方法与观点的讨论
本书最后三篇书评、审查报告以及几篇报章随笔文字，虽然评述不同研究专著，但大致都触及一个重要课题，即有关马来西亚华人 / 华人史研究的观点与方法。
作者提出区域社会史的概念，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研究的一个理论视角。他提出以历史学、社会史及地理区域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范式，强调马华社会与中国华南地区历史的关联性，主张各地华人社会形成过程的区域性差异问题。这些观点都是极有见地的。
本书提出的一些研究观点多是作者对中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发挥与借鉴。其实，早期新马学者如黄枝连、麦留芳等都曾讨论过区域与地方史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但是注意的人较少，迄今探讨马来西亚华人/华人史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式的专著仍然阙如。
作者在本书中的几篇个案研究，毋宁已经揭示了作者倡导的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中历史学、社会史与区域研究的不同实例，使本书成为作者对自己的理论性倡议的一项示范性成果。
（作者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主任，原文载《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第八卷 第二期2016年12月， 页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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